如果主權課題也由民意主導的話,臺海危機就不僅僅是兩岸的事,更關乎區域整體的安全利益,臺灣各黨各派應該有這個認知,別再凡事受困於民意之中。
佩洛西涉臺之旅已將中美關係陷入冷戰,在亞洲引起不安,國際的旁觀者對臺海危機的聲明已被劃為反美和反華的陣營,即使一些國家強調中立,也會被解讀是間接反美的立場,但無論什麼陣營,都不會否定“一箇中國”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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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上的國家謹言慎行,而國內的社會言論則依個別的觀察及利益出發點,自由發表支持或譴責任何一方,例如在我國設立的馬中民間商會——馬來西亞中國企業家聯合會(PUCM)及駐馬來西亞大使歐陽玉靖基於馬中兩國合作利益為出發點,嚴正譴責佩洛西,惟代表國家的機關應盡迴避與民意混淆,所以當首相署的對華特使發表譴責佩洛西的言論時,我國外交部長賽富丁急速澄清,避免外界誤會馬來西亞有“選邊站”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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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順應民意,有時是為了國家利益的“整體性”,發表輿論的個人或團體只能代表其中一方的民意。總結而言,從民意角度看待國際時局可以有多種立場,但國與國的溝通需迴歸謹慎的外交渠道,政治只能作為手段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不能過量的操作。
這一次臺海危機的爆發雖有美國需負的責任,但根源還是溝通不良導致誤解的兩岸關係。
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由各別的意識型態塑造各別史觀,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崛起和強大,逐步強化了其論述,但中華民國乃清末革命志士以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所建立,在中國政治歷史脈絡的一席之地不容掩蓋。只因中國長期積弱,振興不起來,尤其是民國政府國民黨的專政,“新的中國”依然是“舊的軀殼”,百姓繼續受到舊社會勢族的剝削,於是推崇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有組織農民群眾的機會。二戰後的國共內戰,國民黨政府節節敗退而揹負著中華民國退守到臺灣,共產黨對國民黨的戰爭止於臺海,沒有徹底消滅中華民國,即為日後兩岸關係衍生的主權糾紛埋下伏筆。
中華人民共和國說“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臺灣大陸委員會則說“臺灣從來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些都是各方利用語言技術建立各自對臺灣主權的合法性擁有。
去年的辛亥革命週年紀念日,習近平回溯並繼承了推翻帝制以復興中華民族的歷史,有覆蓋中華民國的意味,而另一邊的民進黨政府也在繼承國民黨執政早期的“功績”。
中華民國在蔣經國總統的帶領下,使臺灣經濟體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促使威權政體的轉型契機。黨外人士不懈向上推動民主,成就臺灣民主政體。自由民主的論壇包容各種立場的言論,臺獨的思想者也在養分充足的民主論壇中茁壯,透過民主選舉逐步獲得政治權力,並透過教育政策改變臺灣的政治語境,而國民黨的李登輝總統是第一位以當權者的地位主張“兩國論”改變臺灣的中國概念。
臺灣的民主化已被狂熱的選舉分子抓到訣竅,想贏選舉就得注意民意動向,當人民懂得利用投票工具換走執政黨時,朝野政黨不得不在意人民信任度或民意調查,甚至帶領強化某部分民意,讓社會政策到外交問題都離不開民意調查,也致使外交失衡到忽視了現實威脅的地步,釀成今天的臺海危機。
國民黨如今處境彷徨,和民進黨一樣不能擺脫從民意考量決策,受困於民意混淆的尷尬立場。無論是朱立倫訪美還是最近的夏立言訪中,黨內都有反對的聲量,都來自將來選舉的民意考量,恐怕將來還得面對臺灣人民公投獨立的危機。
如果主權課題也由民意主導的話,臺海危機就不僅僅是兩岸的事,更關乎區域整體的安全利益,臺灣各黨各派應該有這個認知,別再凡事受困於民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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