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花樣年華】伍燕翎/郁達夫的星洲戰友

與大多數曾經旅居新馬的中國現代作家一樣，郁達夫與南洋也結下了不解之緣，卻因為他的性命終於南洋，鋪墊了一場“生死戀”，這七十多年來終究叫新馬的讀者引以為憾。郁達夫旅居新馬只有三年兩個月的時光，然而他帶給當時新馬文壇的感染力和影響力，至今未退。

1938年底，郁達夫帶著婚姻的傷痛抵達新加坡。“此身已分炎荒老，遠道多愁驛遞遲。萬死幹君唯一語，為儂清白撫諸兒。”這是《毀家詩記》的第16首，後來詳加註解：“建陽道中，寫引二十八字寄映霞，實亦決心去國，上南洋去作海外宣傳，若能終老炎荒，更系本願。”此詩寫於他前往南洋途中，隔年於香港的《大風》刊載。這話竟是一語成讖，“郁達夫”成為馬來西亞一代寫作人的“集體記憶”。

郁達夫到任之後，開始接手《星洲日報》多份副刊的編務。對這位早在上海已辦過《創造》季刊的專業編輯而言，這份任務絕對難不倒他。他先是接下《晨星》、《繁星》，之後又有《星洲日報》和《星檳日報》星期刊的 “文藝” 副刊，同時創辦了《星洲日報半月刊》的“星洲文藝”，所編輯過的文藝版位實不能盡數，郁達夫見證了馬華文壇戰前紛紜多元的文藝版位。

郁達夫原就鐵著“上南洋作海外宣傳”的心志，這時期他已不再寫小說，也不可能再有心思寫小說，倒是抗戰的政論和文藝隨筆，他寫了不少。郁達夫抵步南洋不久，即1939年1月1日，《星洲日報》的新年特刊即刊載他第一篇政論〈估敵〉，此後一週內每隔幾天，《晨星》和《繁星》都有他的文章，從不間斷，直至日軍佔領，郁達夫逃亡避難荷屬印尼。

1939年，星洲日報擬出版《星洲十年》，記述30年代新馬社會的發展變遷，找來了關楚璞任主編，其他編委則有郁達夫、姚楠、許雲樵等。按姚楠的記述，郁達夫當時非常忙碌，社交應酬也多，《星洲十年》的編纂，郁達夫實際上是處於顧問的地位。當時姚楠已開始投身南洋研究的工作，隔年，他和劉士木、張禮千、許雲樵等人於新加坡成立“中國南洋學會”，並創辦《南洋學報》，郁達夫不僅參與了該學會的發起，同時擔任了兩屆理事，對南洋研究的工作非常支持。他著名的南洋遊記〈馬六甲紀遊〉即發表在第一輯《南洋學報》上。

彼時正是烽火戰亂之時，個人生死和國家安危，朝夕不保。郁達夫和他的南洋戰友為了祖國和民族的利益，也為了學術與知識的推動，努力辦報、寫作、研究，同時協助促進馬華文藝的發展。身陷絕境，他們更是惺惺相惜。郁達夫和王映霞破鏡難圓，最終決定在星洲協議離婚，時任《星洲日報》總編輯的關楚璞即是見證人，他說鬱王二人離婚後，郁達夫認為不做夫妻，作朋友也好，短期內仍同居，王映霞回國之前，郁達夫還在新加坡南天酒樓設宴，題詩送別。

姚楠和郁達夫也是同仁編輯，私下交情甚篤。1939年，姚楠還在星洲日報報社工作。戰亂時期，他想在南洋成家，舉辦婚禮，但因為雙方家長都在上海，只好找來比他大十幾歲的郁達夫作主婚人。姚楠回憶道：“他一口答應，後來我們結婚時，他在結婚證書上簽名蓋章，使我們的婚約產生了效力。《星洲十年》的編纂處同人那天大部分到場參加，並拍攝了團體照。這照片我至今還保存著作為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