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萧萧,人语驿边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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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唐朝皇甫松〈梦江南〉中句子,1953年丰子恺读词学名家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不禁“率书志兴”,“抄〈梦江南〉二阕寄奉”龙榆生。读诗读到凄馨味,控制不住激情,拿起毛笔随性而写,自然不过。梦中江南,青梅正熟。静谧雨夜,小船传来笛声,桥上驿亭边出现人语。如诗如画,江南让文人墨客沉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皇甫松是睦州新安人,丰子恺出生于嘉兴桐乡市石门镇,来自江南的人有更多难忘的闲适故事。
“从我乡石门湾到杭州,只要坐一小时轮船,乘一小时火车,就可到达。但我常常坐客船,走运河,在塘栖过夜,走它两三天,到横河桥上岸,再坐黄包车来到田家园的寓所。”这是丰子恺〈塘栖〉句子,他翻译《旅宿》,想到夏目漱石不喜欢火车。夏目漱石生活在19世纪及20世纪交接时,鲁迅和周作人都受其文艺理论影响。夏目漱石说火车是蔑视个性的物质文明:“把几百个人装在同样的箱子里蓦然地拉走,毫不留情。”
丰子恺说他理解夏目漱石的顽固,体谅他的心情,因为他也嫌恶火车。他说自己和夏目漱石一样顽固是自嘲,心底比谁都清楚“走它两三天”是趣味,是理解闲适意义的人才能体会的心情。江南水乡,边走边停,大自然和人合一。他留画作,实则自己在画中,在水乡中。艺术细胞是上天所赐,应该珍惜,节奏放慢才会衍生灵感。
丰子恺有童心,纯朴的世界是他建构美学的基点。若在太平盛世,慢慢走慢慢看,只要经济条件许可,为自己建立净土绝对可能。战乱之时,一切变样变味。规划好的生活增添变数。
因为二战,丰子恺被迫离开上海,携家小内迁。丰一吟整理《丰子恺传》时说他“生平有轻财之习”,发现家中只有数十元存款,大吃一惊,幸亏6个孩子平时把生日红包储藏,共得四百余元,暂充旅费。丰一吟说丰子恺带着未完成的日本侵华史画稿,战战兢兢,担心日军发现,最后忍痛把画稿扔到水里。安定后丰子恺重画,始终达不到初稿水平。此次扔画,带来遗憾。当然也有温馨场景,逃难期间,遇到很多丰子恺漫画散文爱好者,解决不少舟车宿食难题。丰一吟说丰子恺没有停止作画,“友人曾戏称丰子恺的逃难为‘艺术的逃难’。”
艺术家逃难,艺术跟着逃难。丰子恺前后走了6000里,沿途见流离失所人群,难掩激愤,他通过创作表达波动思绪。日子回不到从前,重点是不忘初心,不弃佛心。依旧是“护生”守信者,那是他对弘一法师的承诺。
战乱中的闲适是境界
误解丰子恺的人不少。他的同学曹聚仁是其一,听说丰子恺孩子都不喜欢艺术,曹聚仁断然叫好,又说“《护生画集》可以烧毁了”。原有的同学关系因为看法不同而出现裂痕。二人文章一来一往,曹聚仁认为局势恶劣,“不必要护生”。丰子恺不同意“救国杀生”。“杀敌”是因为敌不讲公道,侵略中国,违背人道,荼毒生灵,所以要“杀”。“我们是为公理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为人道而抗战,为和平而抗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不是鼓励杀生,我们是为护生而抗战。”丰子恺说。
丰子恺留下不少反战漫画和文章,原有的创作风格还是保存,平静淡然色彩一样不减。实际生活也是如此,虽是逃难,尽量让自己保持闲适心情。“桂林山水甲天下,环城风景绝佳,为战争所迫,得率全家遨游名山大川亦可谓因祸得福。”丰子恺写信给朋友这么说。朋友将信转给《文汇报》编辑柯灵,以〈丰子恺由湘抵桂〉为题发表。署名若霖的读者指丰子恺在抗战期间不该游山玩水,忘记“千万同胞的血腥气”。柯灵读后大骂若霖说风凉话,他说丰子恺家都毁了,只因为看了风景,“就连抗战行动和作品,都给抹杀。”
战乱中的闲适其实是苦中作乐,也是境界。周作人在〈自己的文章〉将闲适分作两类:一是小闲适,即在和谐的环境中产生的趣味与自由。一是大闲适,即在不和谐或遇残酷环境,依然以有趣的态度对待。他举死为例,死是无奈何的,“唯其无奈何,所以也就不必多自扰扰,只以婉而趣的态度对付之,此所谓闲适亦即是大幽默也。”闲梦江南和战时闲适是一体之两面,境界何等珍贵,夜深读丰子恺点滴,一些小事真耐咀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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