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夢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蕭蕭,人語驛邊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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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唐朝皇甫松〈夢江南〉中句子,1953年豐子愷讀詞學名家龍榆生《唐宋名家詞選》,不禁“率書志興”,“抄〈夢江南〉二闋寄奉”龍榆生。讀詩讀到悽馨味,控制不住激情,拿起毛筆隨性而寫,自然不過。夢中江南,青梅正熟。靜謐雨夜,小船傳來笛聲,橋上驛亭邊出現人語。如詩如畫,江南讓文人墨客沉醉,“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皇甫松是睦州新安人,豐子愷出生於嘉興桐鄉市石門鎮,來自江南的人有更多難忘的閒適故事。
“從我鄉石門灣到杭州,只要坐一小時輪船,乘一小時火車,就可到達。但我常常坐客船,走運河,在塘棲過夜,走它兩三天,到橫河橋上岸,再坐黃包車來到田家園的寓所。”這是豐子愷〈塘棲〉句子,他翻譯《旅宿》,想到夏目漱石不喜歡火車。夏目漱石生活在19世紀及20世紀交接時,魯迅和周作人都受其文藝理論影響。夏目漱石說火車是蔑視個性的物質文明:“把幾百個人裝在同樣的箱子裡驀然地拉走,毫不留情。”
豐子愷說他理解夏目漱石的頑固,體諒他的心情,因為他也嫌惡火車。他說自己和夏目漱石一樣頑固是自嘲,心底比誰都清楚“走它兩三天”是趣味,是理解閒適意義的人才能體會的心情。江南水鄉,邊走邊停,大自然和人合一。他留畫作,實則自己在畫中,在水鄉中。藝術細胞是上天所賜,應該珍惜,節奏放慢才會衍生靈感。
豐子愷有童心,純樸的世界是他建構美學的基點。若在太平盛世,慢慢走慢慢看,只要經濟條件許可,為自己建立淨土絕對可能。戰亂之時,一切變樣變味。規劃好的生活增添變數。
因為二戰,豐子愷被迫離開上海,攜家小內遷。豐一吟整理《豐子愷傳》時說他“生平有輕財之習”,發現家中只有數十元存款,大吃一驚,幸虧6個孩子平時把生日紅包儲藏,共得四百餘元,暫充旅費。豐一吟說豐子愷帶著未完成的日本侵華史畫稿,戰戰兢兢,擔心日軍發現,最後忍痛把畫稿扔到水裡。安定后豐子愷重畫,始終達不到初稿水平。此次扔畫,帶來遺憾。當然也有溫馨場景,逃難期間,遇到很多豐子愷漫畫散文愛好者,解決不少舟車宿食難題。豐一吟說豐子愷沒有停止作畫,“友人曾戲稱豐子愷的逃難為‘藝術的逃難’。”
藝術家逃難,藝術跟著逃難。豐子愷前後走了6000裡,沿途見流離失所人群,難掩激憤,他通過創作表達波動思緒。日子回不到從前,重點是不忘初心,不棄佛心。依舊是“護生”守信者,那是他對弘一法師的承諾。
戰亂中的閒適是境界
誤解豐子愷的人不少。他的同學曹聚仁是其一,聽說豐子愷孩子都不喜歡藝術,曹聚仁斷然叫好,又說“《護生畫集》可以燒燬了”。原有的同學關係因為看法不同而出現裂痕。二人文章一來一往,曹聚仁認為局勢惡劣,“不必要護生”。豐子愷不同意“救國殺生”。“殺敵”是因為敵不講公道,侵略中國,違揹人道,荼毒生靈,所以要“殺”。“我們是為公理而抗戰,為正義而抗戰,為人道而抗戰,為和平而抗戰。我們是‘以殺止殺’,不是鼓勵殺生,我們是為護生而抗戰。”豐子愷說。
豐子愷留下不少反戰漫畫和文章,原有的創作風格還是保存,平靜淡然色彩一樣不減。實際生活也是如此,雖是逃難,儘量讓自己保持閒適心情。“桂林山水甲天下,環城風景絕佳,為戰爭所迫,得率全家遨遊名山大川亦可謂因禍得福。”豐子愷寫信給朋友這麼說。朋友將信轉給《文匯報》編輯柯靈,以〈豐子愷由湘抵桂〉為題發表。署名若霖的讀者指豐子愷在抗戰期間不該遊山玩水,忘記“千萬同胞的血腥氣”。柯靈讀後大罵若霖說風涼話,他說豐子愷家都毀了,只因為看了風景,“就連抗戰行動和作品,都給抹殺。”
戰亂中的閒適其實是苦中作樂,也是境界。周作人在〈自己的文章〉將閒適分作兩類:一是小閒適,即在和諧的環境中產生的趣味與自由。一是大閒適,即在不和諧或遇殘酷環境,依然以有趣的態度對待。他舉死為例,死是無奈何的,“唯其無奈何,所以也就不必多自擾擾,只以婉而趣的態度對付之,此所謂閒適亦即是大幽默也。”閒夢江南和戰時閒適是一體之兩面,境界何等珍貴,夜深讀豐子愷點滴,一些小事真耐咀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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