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侃“最倒黴的電影人” 張吉安 鋼骨水泥上種花

曾有社交障礙 學習面對群眾

我念的是影視本科，曾為了想和電影電視相近，所以去做剪接師，本以為剪的是電影，怎知道卻是韓劇，把《冬季戀歌》、《藍色生死戀》較敏感甚至不符國情的情節，剪成大馬可看的韓劇乾淨版DVD，但這違背了我想創作的良心，所以只做了半年就離開。

在進入電臺前，我曾在星洲日報當過意外記者，也在電視臺當了2年編劇。我2001年當意外記者時，還是一個資訊不發達的年代，除了要打電話去不同警局，每天早上還得拿5份報紙去不同地方報到，像是去太平間問殯葬業的人前一晚有什麼命案、去找解剖官問看死者有什麼跡象、然後再去警察總部。這些經歷都讓我看到生和死之間的距離，並對社會議題有很大的體會。

我2005年加入愛FM當DJ時，同學們都很訝異，因為我小時候很安靜，5歲從火場被救出來以後，我其實有社交障礙，也不那麼愛說話，但從吉打來吉隆坡生活以後，我去參加劇場、到民歌餐廳駐唱，接觸舞蹈和社區藝術，並學習面對群眾。

選擇走別人沒走過的路

在我12年的DJ生涯中，《安全考古地帶》這較非主流的電影單元，讓我有機會訪問國內外導演，《鄉音考古》則讓我有機會去社區採擷被遺忘的人，都是邁向我拍電影、裝備自己功能的最佳功課。這麼冷門的節目受到了肯定，我頗為驚訝，但也印證了在大馬這片土地，需要有人在鋼骨水泥上種花，我選擇了別人沒走過的路，而時間可以證明一切。

我2017年6月30日離開電臺，能在2018年11月受邀登上央視《世界聽我說》，對我而言是很有意義的。節目組知道我的背景，在他們眼裡，廣播人都是半個明星藝人，但他們知道我仿如苦行僧的下鄉田調後，才發現原來廣播人也能以另一種方式，負起社會責任。

我之前花費了13年時間採集300多個老人的鄉音故事，並選出其中3個來分享，讓我意外的是，過後中國觀眾幫我開了微博，收集中國歌謠要送給我。我2019年2月受邀上最後一期的《世界聽我說：華人之夜》，節目組再把這1萬多首歌謠和童謠送給我。很多人並不知道，聲音的記錄是很重要的，如今有不同籍貫的語言在不知不覺中消失，我當時的分享啟發了很多人，如今仍有在延續這方面的工作。

17年後迴歸電影本業

我花了17年時間，在40歲以後回到電影的本業。如果要我總結《南巫》這2年來的征途，我覺得自己是個倒黴的電影人，一拍完電影就遇上疫情，電影本該去國外後製，但我卻只能選擇線上完成。電影是大眾媒介，但我因為疫情的關係，仿如跟世界斷絕了來往。或者，每件事的發生，都有它的命中註定。

在電影入圍不同的影展後，一些限制導致我只能在線上放映、交流，也多了一些時間沉澱。我為了金馬影展、瑞士盧卡諾影展，前後隔離了5次，每次都14天，2年中就有70天在隔離中度過，而搭飛機也有一定的風險。這些對一個新導演來說，都是很特殊的經歷，第一部電影就遇上世界大災害，殘酷但難以磨滅。

我第一次以影評人身分擔任影展評審是在2011年，還記得那是大年初一，飛去伊朗一星期出席德黑蘭影展。雖然2021年的金馬獎是我第3次出任影展評審，卻是我當了導演後第一次當評審，也是金馬評審團中最年輕的一個。金馬獎每個獎項的討論都很深入，像是最佳男主角，最後被討論的是張震和吳鎮宇，一個是患上癌末的警察，一個是流浪漢，造型上如臉上倦容、腳上傷口都被討論，這些我都用在自己執導的第2部電影《五月雪》中，而我自己也還在學習。

選完得獎名單後，我們都得對外隔絕，直到典禮結束前10分鐘，才歸還智能設備。而我在2020年以《南巫》獲得“最佳新導演”時，拿了獎座，到了後臺才現場放上有我名字和電影名稱的鐵片，另4個同時入圍的鐵片則被銷燬。這是我參加過這麼多次影展，最嚴謹的一次，所以金馬獎這麼權威，不是沒有道理。

以影像保留原始風貌

《南巫》對我自己和家鄉有什麼意義？很多導演都會拍攝和自己家鄉有關的題材，我選擇自己半童年自傳的題材做第一部電影，是因為那時象嶼山周邊有些工程，所以我想在它被改變之前，先記錄它的原始風貌，但如今因為疫情的關係，已經停工。我常做社區關懷的工作，每個地方的變化，我無能為力，只能用影像方式來保留，再讓當地的居民去駐守。

這兩年疫情的得失？我反而覺得自己活得像一個人。以前做廣播甚至媒體時，我吃飯從不定時，甚至一天只吃兩餐。有時節目做到凌晨1時，我凌晨2時才吃晚餐，半夜三、四時才睡，不規律也不健康。但在疫情之下不能出門，我一天3餐都很規律，每天規律地看一本書、聽一張黑膠唱片，再把過去10多年採集的人、社區故事錄音一一重聽，分門別類，還因此寫了3個電影劇本。

想拍媽姐留守老街故事

如今有香港、中國甚至泰國的案子來找我合作，所以我執導的第3部電影長片，未必會拍自己寫的劇本，我也想和不同的國家地區電影方合作看看。我未來想拍的大馬故事，其中一個是老媽姐和18個金蘭姐妹的題材，她從下南洋到經歷大馬獨立，姐妹一個個離逝，而她留守一條老街的故事。我在2015年採訪到最後一個老媽姐，所以很想拍攝她滄桑悲涼的一生。我也想拍峇峇孃惹的故事，但就想用峇峇、娘惹語參雜福建和馬來語，呈獻他們原來的語言和生活文化。

別人愛問我拍《南巫》賺了多少錢，其實我一分錢也沒拿，包括自己的導演、編劇費。我覺得首部電影是一位導演跟世界打招呼的方式，錢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告訴大家，你的能力在哪裡。我是本科生，對電影有自己的執著和夢想，我從不理錢的事，但如果超支了，製片就會叫我省點拍。凡是有剛畢業的學院生來找我諮詢，我都很樂意分享，我都會教他們，第一部電影該如何出發，不要先想賺錢，而是釐清自己想拍怎樣的電影、想說怎樣的故事，即使用很少的錢，也可以拍出好的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