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侃“最倒霉的电影人” 张吉安 钢骨水泥上种花

曾有社交障碍 学习面对群众

我念的是影视本科，曾为了想和电影电视相近，所以去做剪接师，本以为剪的是电影，怎知道却是韩剧，把《冬季恋歌》、《蓝色生死恋》较敏感甚至不符国情的情节，剪成大马可看的韩剧干净版DVD，但这违背了我想创作的良心，所以只做了半年就离开。

在进入电台前，我曾在星洲日报当过意外记者，也在电视台当了2年编剧。我2001年当意外记者时，还是一个资讯不发达的年代，除了要打电话去不同警局，每天早上还得拿5份报纸去不同地方报到，像是去太平间问殡葬业的人前一晚有什么命案、去找解剖官问看死者有什么迹象、然后再去警察总部。这些经历都让我看到生和死之间的距离，并对社会议题有很大的体会。

我2005年加入爱FM当DJ时，同学们都很讶异，因为我小时候很安静，5岁从火场被救出来以后，我其实有社交障碍，也不那么爱说话，但从吉打来吉隆坡生活以后，我去参加剧场、到民歌餐厅驻唱，接触舞蹈和社区艺术，并学习面对群众。

选择走别人没走过的路

在我12年的DJ生涯中，《安全考古地带》这较非主流的电影单元，让我有机会访问国内外导演，《乡音考古》则让我有机会去社区采撷被遗忘的人，都是迈向我拍电影、装备自己功能的最佳功课。这么冷门的节目受到了肯定，我颇为惊讶，但也印证了在大马这片土地，需要有人在钢骨水泥上种花，我选择了别人没走过的路，而时间可以证明一切。

我2017年6月30日离开电台，能在2018年11月受邀登上央视《世界听我说》，对我而言是很有意义的。节目组知道我的背景，在他们眼里，广播人都是半个明星艺人，但他们知道我仿如苦行僧的下乡田调后，才发现原来广播人也能以另一种方式，负起社会责任。

我之前花费了13年时间采集300多个老人的乡音故事，并选出其中3个来分享，让我意外的是，过后中国观众帮我开了微博，收集中国歌谣要送给我。我2019年2月受邀上最后一期的《世界听我说：华人之夜》，节目组再把这1万多首歌谣和童谣送给我。很多人并不知道，声音的记录是很重要的，如今有不同籍贯的语言在不知不觉中消失，我当时的分享启发了很多人，如今仍有在延续这方面的工作。

17年后回归电影本业

我花了17年时间，在40岁以后回到电影的本业。如果要我总结《南巫》这2年来的征途，我觉得自己是个倒霉的电影人，一拍完电影就遇上疫情，电影本该去国外后制，但我却只能选择线上完成。电影是大众媒介，但我因为疫情的关系，仿如跟世界断绝了来往。或者，每件事的发生，都有它的命中注定。

在电影入围不同的影展后，一些限制导致我只能在线上放映、交流，也多了一些时间沉淀。我为了金马影展、瑞士卢卡诺影展，前后隔离了5次，每次都14天，2年中就有70天在隔离中度过，而搭飞机也有一定的风险。这些对一个新导演来说，都是很特殊的经历，第一部电影就遇上世界大灾害，残酷但难以磨灭。

我第一次以影评人身分担任影展评审是在2011年，还记得那是大年初一，飞去伊朗一星期出席德黑兰影展。虽然2021年的金马奖是我第3次出任影展评审，却是我当了导演后第一次当评审，也是金马评审团中最年轻的一个。金马奖每个奖项的讨论都很深入，像是最佳男主角，最后被讨论的是张震和吴镇宇，一个是患上癌末的警察，一个是流浪汉，造型上如脸上倦容、脚上伤口都被讨论，这些我都用在自己执导的第2部电影《五月雪》中，而我自己也还在学习。

选完得奖名单后，我们都得对外隔绝，直到典礼结束前10分钟，才归还智能设备。而我在2020年以《南巫》获得“最佳新导演”时，拿了奖座，到了后台才现场放上有我名字和电影名称的铁片，另4个同时入围的铁片则被销毁。这是我参加过这么多次影展，最严谨的一次，所以金马奖这么权威，不是没有道理。

以影像保留原始风貌

《南巫》对我自己和家乡有什么意义？很多导演都会拍摄和自己家乡有关的题材，我选择自己半童年自传的题材做第一部电影，是因为那时象屿山周边有些工程，所以我想在它被改变之前，先记录它的原始风貌，但如今因为疫情的关系，已经停工。我常做社区关怀的工作，每个地方的变化，我无能为力，只能用影像方式来保留，再让当地的居民去驻守。

这两年疫情的得失？我反而觉得自己活得像一个人。以前做广播甚至媒体时，我吃饭从不定时，甚至一天只吃两餐。有时节目做到凌晨1时，我凌晨2时才吃晚餐，半夜三、四时才睡，不规律也不健康。但在疫情之下不能出门，我一天3餐都很规律，每天规律地看一本书、听一张黑胶唱片，再把过去10多年采集的人、社区故事录音一一重听，分门别类，还因此写了3个电影剧本。

想拍妈姐留守老街故事

如今有香港、中国甚至泰国的案子来找我合作，所以我执导的第3部电影长片，未必会拍自己写的剧本，我也想和不同的国家地区电影方合作看看。我未来想拍的大马故事，其中一个是老妈姐和18个金兰姐妹的题材，她从下南洋到经历大马独立，姐妹一个个离逝，而她留守一条老街的故事。我在2015年采访到最后一个老妈姐，所以很想拍摄她沧桑悲凉的一生。我也想拍峇峇娘惹的故事，但就想用峇峇、娘惹语参杂福建和马来语，呈献他们原来的语言和生活文化。

别人爱问我拍《南巫》赚了多少钱，其实我一分钱也没拿，包括自己的导演、编剧费。我觉得首部电影是一位导演跟世界打招呼的方式，钱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告诉大家，你的能力在哪里。我是本科生，对电影有自己的执着和梦想，我从不理钱的事，但如果超支了，制片就会叫我省点拍。凡是有刚毕业的学院生来找我咨询，我都很乐意分享，我都会教他们，第一部电影该如何出发，不要先想赚钱，而是厘清自己想拍怎样的电影、想说怎样的故事，即使用很少的钱，也可以拍出好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