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交媒体浮躁言论泛滥成灾的年代,遇到意见不合、立场有别、“用词不当”的人,只需理性讨论即可,无需以杀气腾腾的“猎巫”方式,将“非我族类”的言论无限上纲,以表演本身的“政治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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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柔佛州华团欢迎中国驻马大使到访,自称“侨团”,引起本地华文圈子的一番争论。
“侨”这个字成为政治正确与否的“大是大非”议题,与其语义的嬗变有关。历史上也有其他中文词汇经历过语义嬗变的例子。
例如“小姐”。有人考证这个词汇在宋代文献就已出现,本来是正面含义,是端庄淑女的称呼。但在改革开放后,越来越趋向贬义,成为风尘女子的代称。现在大中华地区的华人社会,在口头用语上,对“小姐”二字的使用也越来越谨慎。
还有“同志”。本来是志同道合之士的称呼,孙中山说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毛泽东也说过:“向雷锋同志学习”,因此那个年代被人称呼“同志”,是无上的光荣。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上遇到别人时普遍都称“同志”。
但是,随着西方传来的酷儿理论崛起,1980年代香港就有人开始以“同志”指称同性恋,到了现在几乎就是LGBT的代称。现在的华人社会里,称呼“同志”必须很小心,要看整体脉络和语境,否则易引起误会。
以上的“小姐”和“同志”,属于社会用词,至于政治用词的语义嬗变,就更敏感了。
例如“支那”,这是早期日本传来的音译汉字,意思就是China,本来是中性词,从明治到大正年间的日本民间和官方,都普遍使用这两个字,连孙中山和梁启超等人都曾在书信中自称“支那人”。
“支那”演变到带有侮辱性质的蔑称,还是在日本军国主义崛起之后,亡国感日重的中国知识分子指责“支那”带有种族歧视的贬义,从此“支那”二字绝少出现在中文文献。
至于“中国”,对早期的海外华人社会而言,即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陈祯禄在1930年代上书海峡殖民地总督,直陈本地华人面对的困境,当年的中文翻译版写的就是“为何中国人感到不安”。根据那时通用的语境脉络,“华人”和“中国人”意思其实差不多。
中国的民族主义兴起后,“中国”二字固化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概念,海外华人自称“中国人”就带有政治敏感性,遂改用“华侨”、“华人”、“华裔”等字眼取代。“中国”从此不再是一个文化认同的符号,而是一个有确切实体和清晰国界的国家名称。
到了冷战年代,在“反共排华”阴影笼罩下,海外华人社会一般上自称“华人”,而“华侨”通常指的是在海外定居、拥有中国国籍的中国公民。演变到现在,中国的侨办单位到海外进行侨务活动时,一般上都连用“华侨华人”四字,只是在各地不同的“政治正确”需求下,“华侨”与“华人”的表述方式也变得政治敏感,常引起舆论纷争。
在讲究人权至上的当下,连我们以前习以为常的“外劳”二字,都嬗变成带有“污名化”和“妖魔化”成分,一些公民社会团体主张用“外籍移工”来正名,取代有歧视含义的“外劳”。
无论如何,在社交媒体浮躁言论泛滥成灾的年代,遇到意见不合、立场有别、“用词不当”的人,只需理性讨论即可,无需以杀气腾腾的“猎巫”方式,将“非我族类”的言论无限上纲,以表演本身的“政治正确”。
毕竟,历史长河中的语义嬗变例子,多不胜数,对于那些动不动叫嚷“名不正则言不顺”来进行“政治动员”的人,我们还是要有所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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