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德政.華人，華僑與政治正確

以上的“小姐”和“同志”，屬於社會用詞，至於政治用詞的語義嬗變，就更敏感了。

例如“支那”，這是早期日本傳來的音譯漢字，意思就是China，本來是中性詞，從明治到大正年間的日本民間和官方，都普遍使用這兩個字，連孫中山和梁啟超等人都曾在書信中自稱“支那人”。

“支那”演變到帶有侮辱性質的蔑稱，還是在日本軍國主義崛起之後，亡國感日重的中國知識分子指責“支那”帶有種族歧視的貶義，從此“支那”二字絕少出現在中文文獻。

至於“中國”，對早期的海外華人社會而言，即是一個政治概念，也是一個文化概念。陳禎祿在1930年代上書海峽殖民地總督，直陳本地華人面對的困境，當年的中文翻譯版寫的就是“為何中國人感到不安”。根據那時通用的語境脈絡，“華人”和“中國人”意思其實差不多。

中國的民族主義興起後，“中國”二字固化為一個民族國家的政治概念，海外華人自稱“中國人”就帶有政治敏感性，遂改用“華僑”、“華人”、“華裔”等字眼取代。“中國”從此不再是一個文化認同的符號，而是一個有確切實體和清晰國界的國家名稱。

到了冷戰年代，在“反共排華”陰影籠罩下，海外華人社會一般上自稱“華人”，而“華僑”通常指的是在海外定居、擁有中國國籍的中國公民。演變到現在，中國的僑辦單位到海外進行僑務活動時，一般上都連用“華僑華人”四字，只是在各地不同的“政治正確”需求下，“華僑”與“華人”的表述方式也變得政治敏感，常引起輿論紛爭。

在講究人權至上的當下，連我們以前習以為常的“外勞”二字，都嬗變成帶有“汙名化”和“妖魔化”成分，一些公民社會團體主張用“外籍移工”來正名，取代有歧視含義的“外勞”。

無論如何，在社交媒體浮躁言論氾濫成災的年代，遇到意見不合、立場有別、“用詞不當”的人，只需理性討論即可，無需以殺氣騰騰的“獵巫”方式，將“非我族類”的言論無限上綱，以表演本身的“政治正確”。

畢竟，歷史長河中的語義嬗變例子，多不勝數，對於那些動不動叫嚷“名不正則言不順”來進行“政治動員”的人，我們還是要有所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