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館的角色更應偏重“啟迪”和“喚起醒覺”,而非“肩挑全部責任”。社會責任應是由政府、相關組織,甚至人民一起挑起來,社會才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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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新聞工作者,我不時仍在思考:若說報紙有“啟迪民智,提升文化”,乃至於“維護社會公義”的使命,那麼,是要怎樣才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還有甚麼我們是應該去做的?
媒體面對的環境已經變了樣,從“大眾媒體”走到“自媒體”,從追求社會公義到追求閱讀流量,不少媒體素質也變了樣。自媒體由個人掌控,大眾媒體由群體領導,除了大和小的區別外,靈活性、影響力和社會責任也大相逕庭。
自媒體可以一朝建立起,也可以一夕間消失,潮起潮落,浪花退去了無痕;大眾媒體肩負社會使命,面向林林種種,那就不是說想退席就能退席,它還得對群眾負責任。這種狀況他日會不會改變,誰也說不上來,可目前的局面確是如此。
印刷媒體與網絡媒體之間,慶幸受眾群對報紙還有基本的信任感,這種重甸甸的感情是從事大眾媒體行業者必須珍惜。如果讀者對報紙也失去信任,或報紙辜負了讀者的信任,那就淪為輕飄飄的擦身而過感覺,誰也不把誰放在心上。
所以報紙經營者重視與讀者之間的關係,致力走進讀者的生活裡,共同成長,一起面對生命裡的浪花。
相較於其他語文報張,華文報更重視於社會責任及參與感。所以,華文報兼具為民喉舌和為社會請命的責任外,也兼具為華文教育活動、華小或獨中籌款,為弱勢族群爭取社會援助,舉辦各式政經文教活動,甚至重大災難發生,報館還搖身一變為籌款和發動賑濟的角色,身兼多職。
不知情者常問“報館去做寫新聞以外的事,是不是多此一舉了?”,甚至其他語文報章同業也會好奇“這些不該算是記者的工作範圍,不是交回給相關單位去執行才對嗎?”話雖如此,但對想改變社會現狀、懷著使命感的新聞工作者,他們卻是常常想“索性多做一點、走前一步或多增一分力,說不定就能改善現況”,這團心中的熱火,非當事人很難感同身受。
記者心中如果沒有這團火,工作就只是工作;心中這團火仍熾熱,工作就成了使命感和滿足感。
不過,話雖如此,有些事還是需要讀者或社會的配合,媒體才能事半功倍發揮更大的力量。讀者若冷漠,星星之火何能燎原?有些讀者錯覺,認為既然報館或記者關心某件事,那就把責任全放在報館身上,自己搬椅子吃花生,只管袖手旁觀即可。所以形成報館的擔子越來越重,有時還得苟延殘喘。
其實報館的角色更應偏重“啟迪”和“喚起醒覺”,而非“肩挑全部責任”。社會責任應是由政府、相關組織,甚至人民一起挑起來,社會才有改變。
有時讀者也會好奇問:“為甚麼你們減少某方面的報道了?為甚麼你們沒有長年舉辦某某活動?你們不辦就中斷了!”遇到這類問題,我的回應是:“新聞曾經大事報道過,引起了關注,接下來應由相關單住去關心了。”“有些活動,我們舉辦並帶動起來引起關注後,接下來就讓有興趣或覺得有意義的單位去發揚,這樣我們才有時間和空間繼續去發掘未被發現的領域。”
一些活動若由創辦就得變成每年必辦的“長年活動”,那肩上的包袱重量只是有增無減,遲早壓死這頭驢子;要驢子馱新物,就得把馱的舊物卸下,讓背上有空間配上新物。
所以我覺得報社在某些社會運動方面的責任,在於“啟迪、醒覺、帶動”,不在於“取代、扛在自己肩上”;可以涉獵,但無法包攬。
政府忽略的部分,我們去提醒,過後讓政府做回政府的工作;社團沒有想像到的,我們去喚起,過後讓社團去延續,可是報社不能取代或代替,不然就角色走調了。──實際上,報社過去投入大量篇幅參與或帶起“飢餓三十”、“我講華語,我考華文”、“愛華文”、“海外華文書市”、“生死學”、“生命教育”等活動,開始推動幾年後就逐漸退居幕後淡化本身色彩,正是社會也開始有人在關注、參與和發動並主導,我們就樂得“功成身退”,往新的領域開拓去。
所以,社會和讀者必須有此共識,不要把“啟迪和帶動”的角色和“肩挑責任”的角色混淆。說到底,報館是社會的一分,不能代替政府,不然,就變本末倒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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