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夕/理发

细直量少的头毛最是矫情。错剪一刀，便是全头最显眼的瑕疵。发尾还需细心修剪，外长内薄，方能呈现好看的弧度。如若不然，待头发长到及肩的位置，发尾就会像挂钩一样翘起高高的尾巴。我不止一次对着镜子幻想，如果这时喷上持久定型发胶固定，我会不会成为全球第一代行走的衣帽架？

凡事都可以亲力亲为。理发，却是为数不多被排挤到这个行列边缘的“小事”。找人代劳，还要符合自己的喜好，终究是意会胜于言传，很难促就百分百满意的成果。好几次我差点没忍住，想朝收起剪刀、为我整理碎发的理发师怒吼“退货！”，奈何头摘不下来，只好咬牙付钱，回家掰弯手臂给发梢动刀，努力修剪成接近自己想像的样子。

这种骨子里的挑剔很大可能源自基因。

我的童年有一家十分诡谲的理发店，经常静默地沉浸在夕阳半悬欲坠的黄昏里。我尾随母亲走进一栋四五层楼高的老组屋，一楼的弯角处布满从大大小小的花盆拔土而起的绿植。绿丛里藏了一道门，门上倒贴一张褪色的红底福字。来开门的年轻叔叔有一头及腰的柔顺长发，他像一根清瘦高挑的竹子，从门后昏暗的秘境里探出身来。

我随母亲走入“秘境”，空气里弥漫淡淡的杂志气味。余晖透过一排整齐的百叶窗，轻轻渗透进来，给屋里填满暮色。门边巨大的玻璃柜里囚拘着两名人偶模特，身穿80年代流行的套装，阴郁地凝视着前方。长发叔叔领着母亲走进右边一道阴森的拱门。借着夕阳的微光，我隐约见到门内的两侧各自摆放五六张空荡荡的理发椅。长发叔叔亮起一根长管灯，两侧十几面的镜子顿时从有限的亮光里，映现两人迷蒙的身影。

母亲选了光亮处的其中一张座椅坐下，而我留在日光洒落的前厅，找了张凳子坐等母亲。

橘黄色的前厅十分安静，长发叔叔在拱门里调整座椅高度的声音显得特别清晰。“咿呀——咿呀——”的尖叫声，像被人锁住咽喉，时松时紧一阵阵贯穿我的耳膜。我甚至听到玻璃柜里的人偶在窃窃私语，尤其天色渐暗，人偶的神情逐渐变得严厉起来。我缩着脖子撇过头望向拱门，长发叔叔手上的剪刀仍未停下，我却隐隐感觉到两双灼热的目光正盯着我的后颈。

屋里还住着一名老妇。她若在家，夜幕垂落之际，便会推开开关，亮起我头顶上的日光灯，再点开窗边的电视。全世界大大小小的新闻时事，顷刻涌入这个面积狭小的空间。新闻播报员字正腔圆、铿锵有力的吐字，似乎起到震慑作用，玻璃柜里的人偶原本阴郁的脸沉了下来。

老人据说是长发叔叔的母亲，曾经是一名裁缝。玻璃柜里模特身上不变的套装，应该是她最后的作品。她很少同我说话，初见我时引用长辈们典型的开场白：“你是某某某的女儿呀！你先乖乖坐一下，你妈很快就好了。”后来许多时候，我俩各自占据前厅一隅，安静地等待新闻播完，切换到黄金时段的港剧。

90年代、千禧年的港剧里，坐在窗边的演员总被斜阳照得一脸黄澄澄的，前厅消散的暮色仿佛都褪到剧中的黄昏。还没等到片尾曲响起，母亲便从拱门里出来，我几乎不曾看完一集完整的剧集。母亲掏出两张橘红色的10元纸钞，随后叫上我姗姗离开。

在故乡那个小地方，那是个平均10块钱就能理一次发的年代。母亲深信长发叔叔是一根一根细剪的头发，只消两手捏着耳边的发梢，往后脑勺的方向一撮一撮向下捋，手里每一撮的长度几乎对称，理好的发型过了大半年也不会走形。母亲说，她用双倍的价格和时间，换取一名理发师对手里那把剪刀的敬畏之心。

从故土出走以后，我头上那顶软毛熬了二十多年，可算熬得了真正的自由。异地不太亲民的理发费，一次次将理发推向不必要的奢侈开销。后脑勺的散发贴着背肆意生长，还能为后颈抵御冷飕飕的寒风，唯独前额那频频叫人半遮面的刘海，每隔三两个月需动刀修剪。我耐着性子挑剪，仿佛在一刀刀剪去年少躁动的魂，任其化作碎发，落花似的飘落到旧报纸的老时光里去。

我凑近镜子轻拨剪好的刘海，镜中憔瘦的脸忽然扁起嘴来——眉角的刘海竟短了一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