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週末晨起,將自己拽到洗漱臺前,一把抓開臉前的散發,一綹細軟的東西扎進眼睛裡,怎麼撥也撥不開。撅起下唇,絕望地往臉上一呼,額上那綹軟毛動了一下,再囂張地扎回原地。
我退到落地鏡前墊上兩層舊報紙,搬來小凳子一坐,對著鏡中披頭散髮的瘦臉,不禁喟嘆時光之河流淌得過於洶湧,不斷沖刷身上的稜角之餘,還毫不客氣地衝走一些不想失去的東西,譬如雙頰流失的膠原蛋白,和剛修剪不久的齊眉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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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順、分區、兩指一夾,我的另一隻手豎著剪刀,開始極度考驗耐心的重複動作——挑剪劉海的髮梢。我在中學畢業後,曾信誓旦旦一定會蓄長髮,誓要還頭髮生長的自由,乃至於長髮掃地也絕不退縮。殊不知這10年間,自己給這頂頭毛動過多少次刀。
年少時的激憤,往往源於大人們視之為無關緊要的“小事”。紀律主任手裡舞動著剪刀在耳邊“咔擦咔擦”作響,給十八九歲的花季少女打造一頭被鼠輩啃咬過下緣的齊耳鋼盔,口誦“現在專心讀書,畢業後再留長髮”的經文,彷彿在超度一縷縷天生愛美的靈魂。
青春期,多麼美好而浪漫的年華!同時滋養了滿腦子與世界抗衡的叛逆種子遍地萌芽。偏偏我年少時做過最“叛逆”的事,僅僅是往校長室的門縫,投入一封3頁紙的匿名長信。信裡規整地闡述無關緊要的“小事”:扎不起來的齊耳短髮,在垂首溫書時如何幹擾視線、為維持短髮每兩三個月就得理一次髮的不必要開銷、過短的髮型如何影響整體美觀,進而影響學校形象……
約莫兩週後的晨會,在瞌睡的魔手快將我推倒之前,臺上的學校領導人突然針對這封匿名信作出回應:這是學校的傳統,不想遵守的話,歡迎轉校。他語調平和地終結了這件“無聊的小事”。我摁住自己稚嫩而紊亂的心臟,抬頭仰望臺上的巨人。巨人的身影不斷膨脹,剎那間毫無預警地碎裂成一大群黑黢黢的烏鴉,飛過我頭頂上的藍天。
學校沒教的東西很多,好比培養審美,但你總會自學到一些東西,比如身不由己。走出校園不久,我便沒能遵循自己的誓言,最終折服於赤道潮悶的氣候。平均每年只上一次理髮院,可每回坐上美髮椅,就像坐上死刑犯的電椅,等待一場無可逆轉的結局。
細直量少的頭毛最是矯情。錯剪一刀,便是全頭最顯眼的瑕疵。髮尾還需細心修剪,外長內薄,方能呈現好看的弧度。如若不然,待頭髮長到及肩的位置,髮尾就會像掛鉤一樣翹起高高的尾巴。我不止一次對著鏡子幻想,如果這時噴上持久定型髮膠固定,我會不會成為全球第一代行走的衣帽架?
凡事都可以親力親為。理髮,卻是為數不多被排擠到這個行列邊緣的“小事”。找人代勞,還要符合自己的喜好,終究是意會勝於言傳,很難促就百分百滿意的成果。好幾次我差點沒忍住,想朝收起剪刀、為我整理碎髮的理髮師怒吼“退貨!”,奈何頭摘不下來,只好咬牙付錢,回家掰彎手臂給髮梢動刀,努力修剪成接近自己想像的樣子。
這種骨子裡的挑剔很大可能源自基因。
我的童年有一家十分詭譎的理髮店,經常靜默地沉浸在夕陽半懸欲墜的黃昏裡。我尾隨母親走進一棟四五層樓高的老組屋,一樓的彎角處佈滿從大大小小的花盆拔土而起的綠植。綠叢裡藏了一道門,門上倒貼一張褪色的紅底福字。來開門的年輕叔叔有一頭及腰的柔順長髮,他像一根清瘦高挑的竹子,從門後昏暗的秘境裡探出身來。
我隨母親走入“秘境”,空氣裡瀰漫淡淡的雜誌氣味。餘暉透過一排整齊的百葉窗,輕輕滲透進來,給屋裡填滿暮色。門邊巨大的玻璃櫃裡囚拘著兩名人偶模特,身穿80年代流行的套裝,陰鬱地凝視著前方。長髮叔叔領著母親走進右邊一道陰森的拱門。藉著夕陽的微光,我隱約見到門內的兩側各自擺放五六張空蕩蕩的理髮椅。長髮叔叔亮起一根長管燈,兩側十幾面的鏡子頓時從有限的亮光裡,映現兩人迷濛的身影。
母親選了光亮處的其中一張座椅坐下,而我留在日光灑落的前廳,找了張凳子坐等母親。
橘黃色的前廳十分安靜,長髮叔叔在拱門裡調整座椅高度的聲音顯得特別清晰。“咿呀——咿呀——”的尖叫聲,像被人鎖住咽喉,時松時緊一陣陣貫穿我的耳膜。我甚至聽到玻璃櫃裡的人偶在竊竊私語,尤其天色漸暗,人偶的神情逐漸變得嚴厲起來。我縮著脖子撇過頭望向拱門,長髮叔叔手上的剪刀仍未停下,我卻隱隱感覺到兩雙灼熱的目光正盯著我的後頸。
屋裡還住著一名老婦。她若在家,夜幕垂落之際,便會推開開關,亮起我頭頂上的日光燈,再點開窗邊的電視。全世界大大小小的新聞時事,頃刻湧入這個面積狹小的空間。新聞播報員字正腔圓、鏗鏘有力的吐字,似乎起到震懾作用,玻璃櫃裡的人偶原本陰鬱的臉沉了下來。
老人據說是長髮叔叔的母親,曾經是一名裁縫。玻璃櫃裡模特身上不變的套裝,應該是她最後的作品。她很少同我說話,初見我時引用長輩們典型的開場白:“你是某某某的女兒呀!你先乖乖坐一下,你媽很快就好了。”後來許多時候,我倆各自佔據前廳一隅,安靜地等待新聞播完,切換到黃金時段的港劇。
90年代、千禧年的港劇裡,坐在窗邊的演員總被斜陽照得一臉黃澄澄的,前廳消散的暮色彷彿都褪到劇中的黃昏。還沒等到片尾曲響起,母親便從拱門裡出來,我幾乎不曾看完一集完整的劇集。母親掏出兩張橘紅色的10元紙鈔,隨後叫上我姍姍離開。
在故鄉那個小地方,那是個平均10塊錢就能理一次髮的年代。母親深信長髮叔叔是一根一根細剪的頭髮,只消兩手捏著耳邊的髮梢,往後腦勺的方向一撮一撮向下捋,手裡每一撮的長度幾乎對稱,理好的髮型過了大半年也不會走形。母親說,她用雙倍的價格和時間,換取一名理髮師對手裡那把剪刀的敬畏之心。
從故土出走以後,我頭上那頂軟毛熬了二十多年,可算熬得了真正的自由。異地不太親民的理髮費,一次次將理髮推向不必要的奢侈開銷。後腦勺的散發貼著背肆意生長,還能為後頸抵禦冷颼颼的寒風,唯獨前額那頻頻叫人半遮面的劉海,每隔三兩個月需動刀修剪。我耐著性子挑剪,彷彿在一刀刀剪去年少躁動的魂,任其化作碎髮,落花似的飄落到舊報紙的老時光裡去。
我湊近鏡子輕撥剪好的劉海,鏡中憔瘦的臉忽然扁起嘴來——眉角的劉海竟短了一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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