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坊间有这样一个传言:
妇女独自带着襁褓中的婴儿到盂兰胜会,因为需要点香拜拜,所以暂时把婴儿放在一旁的供桌上,结果过没几天,这婴儿就无故逝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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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闻这名妇女犯了盂兰胜会的禁忌,非供品是不允许放在普度的供桌上,否则“好兄弟”会以为那是供奉给它的祭品,一时无心放在供桌上的婴儿,或许就这样被“好兄弟”误以为是祭品带走了。
鬼月期间,普度祭拜仪式有两种:一是“私度”,二是“普度”。
“私度”大概就是类似前文所提的拜路边,或是自家供奉祭品祭拜,而“普度”可分为地方集体的大型活动,像是在庙宇的超度法会,或是民间社团举办的盂兰胜会,也是民俗间最忙碌而且热闹的中元普度大会。
一旦踏入农历七月,各地住宅社区的大草场、停车场或是某一条大街就会搭建临时的五彩遮阳棚,彩旗飘扬,棚内还有大土爷神像用以镇摄鬼魂,再以长竹挂起灯笼的幡,作为引路灯,让孤魂野鬼前来享受供品。
香烛、七彩冥纸、各类纸扎品和祭品如猪、鸡、鸭、各式发糕、水果都是盂兰胜会中不可少的物品,一些参与拜祭的人士还会在供品上展现创意,像是十二生肖造型的馒头、雕刻、芭比娃娃燕菜蛋糕,甚至有比人还高的黄梨金纸塔,让祭品的形态与样式更多元丰富,争奇斗艳。
普度祭典一般都会举行3天或以上的超度仪式,过程包括祭祀、烧纸钱、派平安米、福物竞投、神功戏及歌台演出等。一连好几日的盂兰胜会,就像是人鬼同欢的“嘉年华会”,对于李汶桂而言,也确实如此。


守夜看管,避免惨剧重演
75岁的李汶桂超过半辈子都在为筹办盂兰胜会忙碌,并且乐此不疲。他在1982年创办甲洞卫星市暨八打粦花园盂兰普度胜会,曾经担任主席一职三十几年,直到近年在女儿李姐䭲屡劝下才卸下重担转为顾问。
否则,今年他可能又要像过去一样,每一晚都在盂兰胜会过夜看守了!
因为有一年,几个喝醉的人在夜深来到普度现场,不懂怎样弄翻了大士爷坛前的香烛,结果造成火患,烧毁大士爷纸扎神像。自此,每一次举办普度,他都会在现场过夜才会安心。
也因此,独生女李姐䭲的童年记忆也与盂兰胜会脱离不了关系,小时候都得陪着父母在大士爷棚下过夜、跟其他小朋友在台下玩捉迷藏,再长大一些,就担起记录香油账目的工作,每次祭典结束后,还得帮忙父母清洗一切用品。
“普度对于我的家人而言,是比农历新年还要隆重的日子!”李姐䭲说。
当被询及与普度有关的禁忌,李汶桂说,除了得注意不要把非供品放在供桌上,也应避免在普度现场喧闹争执,像之前火烧大士爷的几个闹事者,后来分别遭到横祸飞灾,被论为是对大士爷不敬的下场。
另外,普度不是生日会,所以不建议把红鸡蛋当供品。

香炉在,盂兰胜会就年年办
在普度祭典上,不难发现都会有一大一小两个香炉,一个大香炉放在主坛,另一个小香炉放在主坛正对面设置的祭坛,祭典结束时,这些香炉就会在大士爷面前掷杯确定来年的正、副炉主人选后再由他们带回家,待明年中元会举办庆赞活动时再拿到祭坛祭拜。
只要香炉在,并透过炉主、头家的传承,盂兰胜会活动就会年复一年地举办。
对于民间团体而言,盂兰胜会的“施孤”不只是节日或仪式,更像是一种民间自发、惠及周围的人文精神,通过烧衣、撒钱或撒食物,除了希望野鬼能感受人间温暖,也为防止它们为祸社区,保佑各家宅平安,事业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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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种文化都有其禁忌。但一个文化的禁忌,很多时候来到另一个国度,却有相反意涵。比如大多数马来朋友都很喜欢有“4”的车牌,洋人朋友也对这数字无感。
话说黑白无常奉命缉拿“该死”的某人,循着地址却找不到人,掉回头去禀报:“启禀阎王:所址谬误,查无此人……”阎王大怒:“尔等无知!岂不知马来西亚之门牌3A号即为4号乎?”
对许多大马华人来说,“恐4症”着实很严重。我家隔壁的隔壁,就是门牌3A的;进入电梯也是3A层,没有第4层,更没有4号楼栋。
每种文化都有其禁忌。但一个文化的禁忌,很多时候来到另一个国度,却有相反意涵。比如大多数马来朋友都很喜欢有“4”的车牌,洋人朋友也对这数字无感。
西方也有“恐13”数字禁忌,据说那是因为耶稣被第十三个门徒犹大背叛,但那是久远年代的事了;笔者在美国、苏格兰和澳洲,不管是长年居住或访学期间,看到的都只是在地人把“恐13”当笑话消遣。这也和研究成果相符:中国文化大学研究员比较了美国人对“13号”和韩国人/华人对“4号”的反应,结果显示后者的数字禁忌,远比美国人更强烈(引2009年7月《Asian Culture and History》文章;https://doi.org/10.5539/ach.v1n2p122)。
有趣的是,西方世界对华人的“恐4症”,除了当笑话看待以外,也把它当社会科学议题研究。
波兰Adam Mickiewicz University in Poznań就有这么一份题为《中国文化与语言中的迷信与禁忌》的博士论文,里头提到中国社会这种数字迷信:“2007年8月起,海南省海口市政府从车牌号码系统中删除了数字4……自2004年以来,深圳和广州也实施了类似规定,取消了所有以数字4结尾的车牌号码。”,并提到“台湾当局也采取类似做法,医院中没有4楼或编号为4的病房,也没有4路公交车。”(链接:http://hdl.handle.net/10593/1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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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方人视角讨论华人禁忌,别具一番洋骚味,但许多华人也确实无法摆脱这种对“4”的恐惧。
无论如何,大部分新一代中华民族深受科学理性教育和环球化影响,都不再恐惧于“4”敏感数字;比如苹果iPhone 4等产品,一样深受中国年轻一代欢迎(引2012年7月《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文章;http://dx.doi.org/10.5539/elt.v5n7p123 )。但对老人家来说,数字禁忌还是个根深蒂固思维。我国Universiti Malaysia Pahang研究员曾探讨380名香港受访者的数字禁忌,发现老人和年轻女学生,分别比年轻人和年轻男学生更迷信(引2011年9月《British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文章;https://core.ac.uk/download/pdf/159178468.pdf)。
后来阎罗王听闻某美国人被朋友“送钟”,故又派黑白无常到美国出差,以缉拿其魂。无奈悲剧重演,他俩又空手而归:“启禀阎王,遍寻不得彼受‘送钟’之人!”阎王怒叱曰:“愚哉!汝赴美前,岂未习红毛文乎?红毛文之clock即钟也!”
华人之间几乎没听说过有人“送钟”(送终)给亲友,仿佛“送钟”后,那个人一定会被“送终”或倒大霉;但对西方人来说,“钟”是非常适宜、得体的礼物,尤其是乔迁新居的时候。
作为阎王,管的是阴间人间大事,应该对所有人类族裔一视同仁,不能说因为华人被“送钟”就该死、该倒霉,而洋人被送的是“clock”而不是“钟”,就不该去死、不该倒霉。重点是:为什么洋人对“4”号无感,对被“送钟”也欣然乐受,而华人就心怀畏忌千方百计的避忌?
就比如阎王听闻有小伙子在大年初一身穿黑白色衣服去拜年,就让鬼差去办事。未料两人片刻即回禀阎王:“少年曰:白衣黑衣,今乃东西方之共尚,且此服乃向我黑白无常致敬之意,是以不可拘其家之长老也!”阎王闻之气急,昏厥于地。
农历新年禁忌多不胜数。我们小时候过春节,最怕老人家“不可穿黑、白色系衣服去拜年”的pantang;这种pantang都没有科学解释,但猜想可能是因为穿那些“和死亡、葬礼有关”的黑白色衣服拜年,会为老人家带来心理灾害,且对他们不尊敬。
现代人说这些迷信不科学、不合逻辑,但现今还是有许多人支持“延续传统”做法。华人社会之所以信奉此类忌讳与迷信,主要源自古代农业社会对自然条件的高度依赖;因古人多数生活条件艰苦,遇上不确定的事,害怕“万一为真”的前提下,“人云亦云”、“宁可信其有”就成了保护之网,以防“万一”酿成灾难性、无可弥补的后果,成了千古罪人。
“宁可信其有”心态,理应会历经数代人之久;待华裔社会科学素养有所提升后,此心态终将烟消云散,禁忌也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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