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这些受困于数字系统而举步难行的群体便被称为数字弃民。而成为数字弃民对于老年人而言是个灾难,更可怕的是这个问题在马来西亚至今未获得关注。
前几日刷到了一位朋友的限时动态,用了黑屏背景,上边写了一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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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意如下:
“我爸今天去了茶餐室,说有一位大叔在知道是扫码点餐后便起身离开了。我问他为什么明知道怎么用,却不要帮助那位大叔,他却皱着眉头说不会用那就别吃。”
21世纪,人们凌驾于信息之上,互联网普及方便了自己的生活或事业。此外,疫情时代下扫码点餐、外卖平台、社交媒体、线上教学、行程追踪等互联网功能都成为人们生活和娱乐的基本渠道,成为了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我们似乎永远也无法否认互联网革命永远是利大于弊。
而近年来,明星学者们如:奈斯比特、阿尔文托夫勒、比尔盖茨等人在对乌托邦主义侃侃而谈时,也会伴随着“黑客”、“信息泄漏”等负面词汇。但他们却总是用“虽然……但是”的句式简略地带过互联网的负面性。我们享受着互联网带来的“乌托邦”,对其极力夸赞、享受其中,对黑暗面却浑然不知、忽略不谈,数字弃民的出现就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话题。
有学者表明,从需求侧来看,数字技术助力老年人实现智慧健康养老,丰富老年人的晚年生活。确实,互联网的到来为老年人带来了新鲜感与娱乐,这无可否认。但当笔者浏览有关数字素养教育在马来西亚的发展时,却发现词条中与老年群体相关的信息与议论少之又少,这也间接证明了当今社会对于数字弃民的忽视。
首先,“数字鸿沟”是造成数字弃民的主要原因。这一词汇最早出现于托夫勒的名作《权利的转移》,指基于个体的差异,如:年龄、智力等,而在使用新技术的能力与机会上所引发的不平等情况。从数字鸿沟的角度出发,老人群体常常由于数字排斥,即自我排斥、技术排斥、财务排斥、地理排斥等原因而主动或被动地成为数字弃民。不会使用叫车软件而受困于街旁、不懂得银行挂号服务而扑了个空、不会用智能手机的老人群体……总而言之,这些受困于数字系统而举步难行的群体便被称为数字弃民。而成为数字弃民对于老年人而言是个灾难,更可怕的是这个问题在马来西亚至今未获得关注。
一些学者也指出,网络空间信息冗杂,信息真假难以判断,互联网对老年人从心理层面带来压力;或是对于科技的不信任,也是许多老年人在心理上向数字生活筑起壁垒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可见,数字鸿沟并非单纯与技术挂钩所形成的现象,其中包含了文化、心理、年龄等多方面影响因素。以上两位学者的论点也都从自我排斥为出发点阐述数字鸿沟原因,但笔者依旧认为互联网本身技术的局限性才是“反乌托邦”的最有力证据。互联网本身就是不平等的,它的立足点在于这项技术没办法让所有人都完美适应,从而导致某些群体长期处在“离线状态”。因此数字鸿沟在这些群体被遗忘的情况下不断扩张,形成了一场针对老人群体的“暴政”,使其成为数字弃民,导致数字弃民群体的急速扩张。
但就如尼葛洛庞蒂所说:“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笔者也认为互联网的发展是必然的,也是有巨大利益的,但数字弃民这一结构性问题目前未能被解决也是客观事实。因此笔者要强调的是,技术的蓬勃发展往往会引出人性中最坏的东西,但力图寻求解决办法才是最重要的目的。像是作为子女应该在互联网应用的问题上更加积极地帮助长辈;政府也应提高对于老年人数字素养现状的关注,实行数字培训计划;社会也应给予老年人关爱,不取消线下网点、纸笔填写等,进而减少老年群体中的数字弃民。让我们给予这些在数字化大门外的老年人群体多一点的关心,多一点的关爱,多一点的包容。
最后,笔者希望通过这一篇文章,能够让屏幕前的你我更加辩证地、理智地、多面地看待互联网发展,了解造成数字弃民的原因以及一同寻求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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