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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11:33pm 21/08/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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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家】語言的珍珠

作者:苏颖欣、佐摩(Jomo Kwame Sundaram)

數個月前,學者陳祖明出了一本比較三語習語和諺語的英文書,蘇穎欣有感於中文圈子未留意到此書,於是將她與佐摩教授為此書合寫的序文譯成中文,讓【讀家】“獨家”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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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祖明(Ding Choo Ming)教授的新作《常用英語習語和諺語及其馬來語和華語對應詞》(Common English Proverbs and Equivalents in Malay and Chinese )全面彙編了超過2600個英語、華語、馬來語習語、成語、諺語和歇後語。這部鉅作讓讀者能“克服查找3種單語諺語詞典的繁瑣和耗時方式”,也是陳教授在他畢生熱愛的領域孤軍奮戰的最新作品,更推動了馬來世界內部跨語言和跨文化的溝通與交流。

諺語是建基於民間智慧和共同經驗的傳統表達方式。這些簡單但意義深刻的短語構成了一種民間文類,以日常口語的形式代代相傳。正如陳教授所指出,一些源自學者或知識分子的諺語固然屬於文學形式,但最通行的習語和諺語通常是由各行各業的人們口耳相傳而普及的。這就把通俗樸素的習語和諺語與其他表面上更“高級”的文學形式給區分開來。這種任何人都可信手拈來的表述,捕捉並折射出大眾文化和非精英思想,進一步反映了人民的社會生活。

馬來諺語對文化和社會的精闢見解自然也吸引了殖民學者的興趣。早期學者如Edward Shaw Hose(1933)、Arthur W. Hamilton(1944) 、Richard Winstedt(1950)和Charles C. Brown(1951)都曾在上世紀前半期編選和翻譯馬來諺語。有些人會認為這種“殖民知識”雖然是東方主義的,但也反映了殖民學者對馬來知識、意識形態和文化系統的求知慾。獨立前後的本地學者也加入這行列,包括Md Yusuf Harun(1955)、Izhab Ismail(1957)、Syamsuddin bin Muhammad Yunus(1959)、Abdullah Hussain(1965)、Sa’ad Shukry(1961)、Ungku Aziz和Johan Jaffar等。

◢民間智慧保存在簡單的語言

編纂辭典的馬來社會活動家Sa’ad Shukry將習語和諺語稱為語言的“珍珠”(mutiara)。他指稱的是各種古語(kata-kata tua)、格言(bidalan)、俗語(pepatah)、諺語(peribahasa)和比喻(perumpamaan)。珍珠是自然形成的寶石,即使只有一絲光亮也會熠熠生輝。同樣地,民間智慧、道德價值和規範也保存在簡單卻富有隱喻的語言中。他們照亮生活,甚至指引方向。尤其,恆久的諺語並非時間凝固的結果,使之成為無法復原的、沒有當代意義的傳統。相反地,他們之所以永恆不朽,正是因為他們的延續性和自然變化繼續與當代生活息息相關。某些諺語的起源或許已和當今使用者無關,但他們仍能以類比和相似的意義保有其價值。即便除去他們的起源和脈絡,仍能說明人類生活中許多永恆不變之事,包括最平凡的東西。因此,透過借鑑共同的文化和過去,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他們,諺語也為老百姓發聲,有時甚至成為弱者從先輩繼承的武器。

諺語表現出的文化歷史根源和脈絡,在比較之下更加明顯和清晰。因此,這本書在現有的眾多成語和諺語詞典和彙編當中,可說是珍貴的補充。熟諳華語、馬來語和英語的陳祖明,比較了馬來西亞這3種主要語言中含義相近的諺語。由於歷史、文化和語言的發展並不遵循數學般的精確模式,因此這些詞語並非完全同義。無論如何,陳教授認真檢索這3種語言中意義相近的習語和諺語。語言中共享的人性使這個工作成為可能,並且體現在價值觀、道德和規範的普遍性上。然而,我們也會在其中發現差異性。這並不足為奇,因為只有共享特定經驗、歷史,甚至是表達方式的特定文化群體,才能領會某種語言表達的意義。

舉例而言,英語諺語“speak of the devil and he shall appear”(說到魔鬼,魔鬼就出現)有一個近似的馬來諺語表達,即“katakan hantu, hantu akan muncul”,但陳教授引用了不同的中文說法來表達類似意思,即“說曹操,曹操到”。顯然,中文的對應說法是來自中國經典小說《三國演義》。另一個例子是“Like father like son”,中文的對應諺語是“虎父無犬子”。相較於英文諺語的中性意涵,中文說法卻是褒義詞,也反映了中國的父權文化。對應的馬來諺語是“bagaimana acuan, begitulah kuihnya”,直譯為“模具(形狀)如何,糕點(形狀)也會如此”。這個馬來諺語的說法是個很好的例子,足以說明諺語的形成是如何從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提取的。而且“acuan”一詞是從淡米爾語“accu”(அச்சு)借來的,再次反映了馬來世界內部的文化影響雖然相互連接,但起源卻不同。更別說一旦考慮到各種文化來源的多元性,例如在地和區域的歷史和各種方言等,那故事就更加複雜了。到目前為止,我們還只舉了陳教授在此書中編選的逾2600個條目中的兩個例子而已。

▲〈我是反常、怪異或者僅僅是不同於一般?〉(邱克威譯)刊載於2018年第13期《學文》期刊。

◢陳祖明從小就愛馬來文化

這本書可以看作是陳教授半個多世紀來在3種語言、文學和跨文化交流方面刻苦鑽研的成果延續。正如他在回憶錄“Am I weird or just different”(〈我是反常、怪異或者僅僅是不同於一般?〉)中敘述的那樣,他在霹靂實兆遠完成華文中小學教育,但與眾不同的(卻也非獨一無二的)是,陳教授從上大學開始就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馬來文學的研究中。他屬於受50、60年代國語運動影響的那一代馬來(西)亞華人。不過,與在新加坡南洋大學的同行不同的是,他們組成了一個頗為強健的馬來研究社群,而陳祖明在長堤以北這頭則走著一條更孤獨的路。

他在很小的時候就愛上了馬來語和馬來文化,並透過閱讀馬來報章、故事書和收聽馬來亞電臺(Radio Malaya)來自學馬來語。1960年代末,他獲馬來亞大學馬來研究系錄取,在那裡學習了爪夷文、荷蘭語和爪哇語,為今後研究馬來古典文學鋪路。

畢業後,陳祖明在國民大學敦斯里拉南圖書館工作,設立了重要的東南亞研究館藏,更同時繼續鑽研馬來古典文學,兼職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是關於來自蓬恩加島(Pulau Penyegat)的作者Raja Aisyah Sulaiman所寫的hikayat(故事),預示了後來對廖內群島女性創作的女性主義文學作品的研究工作。他也研究土生華人創作的班頓詩歌(pantun),那是他職涯中的另一項里程碑。最終他蒐集了馬來世界各地區以不同語言寫成的12萬首土生華人班頓。

雖然馬來西亞是個多語社會,但鮮少有跨越語言隔閡比較英語、馬來語、華語和其他馬來西亞語言和文學作品的研究。這類比較研究的挑戰是必須同時處理共同之處以及差異矛盾。這樣的工作無疑是困難且耗時的,也鮮少得到官方支持。

陳教授雖然早已從國民大學退休,但仍然堅持不懈地追求他熱衷的事物——即便這個工作很少得到認可,更別說獲得多少支持。他編纂和展示馬來西亞在地知識傳統的嚴謹努力,除了一小部分的愛好者之外,基本上沒有得到應得的認可。由此,所有熱愛馬來西亞、其人民、文化和語言的我們,都深深感激他的付出。

(本文譯者按:本文為Common English Proverbs and Equivalents in Malay and Chinese一書序言的中譯。該書於2022年由策略資訊研究中心[SIRD]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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