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集強／新村申遺

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Icomos）馬來西亞分會在2020年成立新村工作小組，經過兩年多時間收集新村資料以及初步調查後，日前在北賴召開專家小組會議，邀請曾經擔任世界遺產評委的盧光裕建築師、文化部遺產局代表等一同參與，初步探討新村申遺的可能。

來自全國各地的相關學者及研究人員，探討幾個不同類型的新村，將新村的歷史與文化價值，按照世遺文化遺產6個登錄標準來評估，新村確實具備了申遺的條件，其中包括：

（1）新村乃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資本與共產主義國家對抗下的產物，英國殖民政府透過畢禮斯計劃（Brigg’s Plan），在馬來半島成立450個左右的新村，以阻隔共產主義在民間繼續滲透，在該計劃下強制遷移的人口達到五十多萬，堪稱世界級的政治迫遷行動，見證人類歷史重要時代之建築聚落。

（2）新村建築型態同時具備了熱帶建築特徵以及傳統華人建築特徵，加上聚落的規劃設計按照田園城市規劃原則，因此呈現多元文化複合的形式，突出一個時代的文化圈，以及見證了人類不同文化的價值交流。

（3）受新村計劃影響的人口以華人居多，因此間接促成在馬來西亞形成以華人為主的半城鄉居住型態，許多華人傳統文化如社群關係、宗教信仰、民俗節慶等等無形文化被保留下來，一些小型新村保留單一籍貫文化，而較大型的具有多元籍貫特徵。這些文化傳統習俗未經過文化革命的洗禮，也未因快速資本主義社會的功能價值取代，因此更顯得珍貴。

申遺前路困難重重

然而，若要達成申遺的目標，除了滿足基本條件，在申遺的工作當中，另一個更重要的事項便是提出完善的世界遺產管理計劃。在這一方面必須要由不同團體，包括官方及非官方結合起來，仔細研究並探討新村後續的發展以及制定周詳的管理計劃。以馬來西亞目前的政治氛圍，人民普遍的族群與政治意識的情況來看，新村申遺的前路仍然困難重重。

眾所周知，當新村在1950年代設立初時，政府將其設定為暫時措施，因此並沒有長遠的發展概念。到了國家獨立後的幾次發展計劃中被忽略，華社在1960年代爭取將新村納入鄉村發展部不果，加上1969年513事件族群關係漸行漸遠，到1970年代後新村事務被納入馬華公會部長掌權的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門，成為部門的附屬業務。

在馬華公會的爭取及協助下，在1970-80年代，一些新村的基本設施得到提升，然而礙於部門層級管理，加上政府對於新村長期未來發展的態度一直不明確，因此新村撥款較難達到全面以及制度化，迄今為止，全國的新村仍然缺乏統一的管理規則。

簡單來說，新村申遺將面對幾個棘手的問題，包括：（一）新村的管理因各州的行政（包括）政治的條件不一，對提出一套適用於大部分新村的管理辦法，有其困難度；（二）新村的完整跟原貌，經過多年的改變，需要透過更積極的文化古蹟保存策略來給予“補強”；（三）新村申遺牽涉到眾人的利益，尤其所帶來的影響，必須耗費很長時間來教育宣導，這一方面需要藉助國家機器以便達到廣泛的效益，以馬來西亞目前的政治狀態來說，這是不容易達成的目標。

專家工作小組只能探討可行性，真正要參與一起工作的是利益關係者，無論如何，從長遠的角度看來，新村若能申遺，對國家的歷史以及文化保存是有重大的意義，而其中最重要的意義是，這將是一場由下而上策動的文化保存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