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曉虹.打工皇帝的年代嗎？

人力資源到底去哪兒了？其中原因是馬幣弱，外勞有更多選擇不想進來，大馬人又被高外匯率誘出去，遠的不說，大馬僱主聯合會估計有90萬大馬人跨越長堤賺新幣，留在大馬的就做電商當小販，駕Grab或送餐，可以滿足大馬職場的人力大為減少。

打工仔如今真的是做皇帝嗎？其實未必，想像一下，在缺乏人手的工作環境下，還留在職場的人員其實工作量加重了，例如餐館裡一位應待生要服務6個顧客，不但要有三頭六臂，可能連吃飯上廁所都是速戰速決。

爭取調高最低基薪也是因為百物騰漲把小市民壓得透不過氣，調整幅度充其量是減輕通脹負擔，還不能讓他們過好日子。粗略觀察一些勞力行業提供的薪金，也只是在最低薪金的下端徘徊，無法吸引人填補工作。

其實不只是大馬，全球各國都面對後疫情時代勞動力出現天翻地覆改變所帶來的深遠影響。移民減少之後，以勞力為導向的經濟領域鬧工人荒，而大馬的建築業、農業或製造業都是人力密集的行業，卻要和其他歐美國家搶人，自然力不從心。

經過疫情的衝擊之後，一些人改變三觀，家庭與工作的優先次序對調，他們要追求更平衡和有素質的生活，願意減少工作，花更多時間在家裡，員工除了在乎薪水，也會把公司的福利與文化考慮在內，這些都是僱主必須面對的實現，它不是暫時性的，而是整個大環境的改變。

僱主與其苦苦等待外勞填補空缺，不如也設法融入改變。在外國，就算是修補道路、收集垃圾或者收成農作物的，不只有優厚待遇，還有先進設備和機械化來輔助，不只是事半功倍，也能漸漸擺脫3D（骯髒、危險、困難）的工作性質，當任何行業都可以變成專業時，就會增加它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