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讼挑战7年前逮捕案 凯鲁丁胜诉 获赔30万

凯鲁丁是在2018年5月兴讼，他声称，当局于2015年9月18日援引刑事法典第124C条文逮捕他，以及在同年9月23日获释后，他却在2012年国家安全罪行（特别措施）法令下，重新被捕。

他指出，他过后被指抵触刑事法典第124L条文，在推事庭面对破坏国家银行与金融服务的控罪，但他在被控前一直被扣留。

谕令答辩人支付5万堂费

法庭也谕令答辩人支付5万令吉堂费予凯鲁丁。

郭树顺在判词中说，答辩人已在国安法下非法逮捕和扣留起诉人。

他指出，对于2015年9月18日至9月23日，援引第124C条文为期6天的首次逮捕，答辩人解释，只要拥有警方报案书，这就已是满足逮捕条件的充分证据，但他不认同此观点。

“鉴定是否有必要逮捕是依据答辩人是否有‘可靠情报’或‘合理怀疑’，以促使在事发时展开逮捕行动。

“根据警方报案书，我没看到任何足以援引124C条文下的罪名，对凯鲁丁展开这项逮捕行动的元素，而此条文是阐明‘损害议会民主的活动或展开任何准备的行为’。”

他说，答辩人随后采取行动，决定不继续援引刑事法典第124C条文将起诉人控上庭，此举已加强上述的论点。

答辩人无法确立捉人原因

谈到在刑事法典第124K或124L条文下为期56天的第二度逮捕，法官认为，答辩人已在国安法下非法逮捕和扣留凯鲁丁，也就是起诉人不是于国安法范畴内的罪行，接受调查。

“答辩人的证人在审讯期间，无法确立为何凯鲁丁需要在国安法下被捕和延扣的原因。答辩人的证人无法在法庭提出证据，以说明起诉人必需在124K或124L条文下的罪名，接受调查的理由。”

至于起诉人的恶意提控诉讼，法官指出，凯鲁丁无法证明答辩人存在恶意的概率权衡。

“根据起诉人，他遭提控之举，完全是为教唆时任首相、财政部长和一马公司主席拿督斯里纳吉和提供欺诈性协助，以及完全是为维护纳吉的利益。

“起诉人未证明提控他之举是为掩护纳吉所作所为的真正目的。值得一提的是，纳吉不是本诉讼的其中一方。”

郭树顺提到，整体而言，起诉人所提出的证据无法证明答辩人的恶意。

“我接受答辩人没有充分理由，但我不接受答辩人是出于恶意，也就是除了将罪犯绳之以法，以及协助执法外，他们还有其他动机。因此，我驳回起诉人的恶意提控诉讼。”

另外，凯鲁丁在文告中说，他对胜诉感动庆幸和十分高兴。

“真相已水落石出，证明我在新加坡、香港、法国、瑞士、英国和美国投报一马公司案件的努力，是有凭有据的。”

他补充，他将就赔偿数额提出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