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公司和濒海战舰采购计划有许多相似之处,包括成立名字相似的假公司、成立规避税收和监管的离岸公司、公司拥有人名单必有亲戚或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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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向东亚发展型国家学习他们的工业化进程、工作伦理和技术知识,前首相马哈迪自1982年推介“向东学习政策”(Look East Policy),至今已有40年。
其中,在1983年提出的“马来西亚大宝号”(Malaysia Incorporated)愿景,就是希望效仿日本综合商社(Sogo Shosha)或韩国财阀(Chaebol)集团主义式的成功经营经验,打造有能力出口外销且享誉全世界的大型综合企业集团,并以此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这是今天众多官联旗舰企业的起源背景。
当然,大宝号背后目的,尚包括政府欲减少外资对本土企业的掌控、平衡国际经常帐项、更快速地透过外来技术转移来提升本土工业自制率、创造就业机会,以及在《新经济政策》议程下让土著企业在经济领域获得更多参与机会。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从1980至90年代,国内许多新兴企业在政府投资臂膀或信托基金的财力护航下透过合作、联营或并购的方式下迅速成长,而具有集团主义规模的旗舰企业也相继成型和上市。
一如其他发展型国家,马来西亚当初在推动产业发展的道路上采取了主动且积极的介入。但今天看回,很多措施却遭到了滥用,特别是在晚近十年盗贼统治下。从一马公司到濒海战舰采购丑闻,看到了政府原为推动经济增长、培养本土企业、促进技术能力建立的初衷,以及所提供的各式拨款、奖掖、贷款担保,如何受到精英权贵的操纵以达私利,原本理应用在建设国家和社会的纳税钱,最终只图利朋党,令富者愈富。这解释了为何各族财富收入差距至今仍无法达到收敛。
一马公司和濒海战舰采购计划有许多相似之处,包括成立名字相似的假公司、成立规避税收和监管的离岸公司、公司拥有人名单必有亲戚或亲信。这些没有实质业务、没有相关经验且刚新成立的公司,却能在没有公开招标的情况下获得政府直接颁发肥约,并透过二次、三次分包,从中牟取差价利润,或把款项滥用在其他地方。这类涉嫌贪污、诈骗和洗钱的操作手法,似乎在精英权贵的圈子里已自成一套熟练的标准作业程序。
同样的,当初依赖政府起家的本土企业,今天专注在不事生产的领域,多过把精力投入在技术升级和创新,也大有人在。例如,只要翻阅财报,即可发现很多过去在国产车工业计划下受惠的本土汽车零组件供应商,已把心思转向房地产和经济作物种植。国家整体技术发展水平长期停滞不前,无法带来更多高附加价值的生产技术和更高收入的就业机会,反而越来越多年轻人倾向当送餐员,甚至需要到其他东南亚国家当猪仔,说明了我国产业政策(industrial policy)正走在了歧途,对国家与社会没有带来多少正面效益。
已故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学教授Sanjaya Lall(1996)主张,完善的制度建立,乃是促成开发中国家欲实现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的必要条件。政府有必要且有责任确保制度环境(institutions)的重新修复,也必须对所扶植的企业进行更严格的审核和筛选,以及施加适当的规训机制,藉以维持这些受惠企业的竞争力,并鞭策不断追求进步。产业政策是时候回到原来目的——促进技术能力建立、创造就业机会、实现人均收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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