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馬公司和瀕海戰艦採購計劃有許多相似之處,包括成立名字相似的假公司、成立規避稅收和監管的離岸公司、公司擁有人名單必有親戚或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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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向東亞發展型國家學習他們的工業化進程、工作倫理和技術知識,前首相馬哈迪自1982年推介“向東學習政策”(Look East Policy),至今已有40年。
其中,在1983年提出的“馬來西亞大寶號”(Malaysia Incorporated)願景,就是希望效仿日本綜合商社(Sogo Shosha)或韓國財閥(Chaebol)集團主義式的成功經營經驗,打造有能力出口外銷且享譽全世界的大型綜合企業集團,並以此作為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這是今天眾多官聯旗艦企業的起源背景。
當然,大寶號背後目的,尚包括政府欲減少外資對本土企業的掌控、平衡國際經常帳項、更快速地透過外來技術轉移來提升本土工業自制率、創造就業機會,以及在《新經濟政策》議程下讓土著企業在經濟領域獲得更多參與機會。
為了達到上述目的,從1980至90年代,國內許多新興企業在政府投資臂膀或信託基金的財力護航下透過合作、聯營或併購的方式下迅速成長,而具有集團主義規模的旗艦企業也相繼成型和上市。
一如其他發展型國家,馬來西亞當初在推動產業發展的道路上採取了主動且積極的介入。但今天看回,很多措施卻遭到了濫用,特別是在晚近十年盜賊統治下。從一馬公司到瀕海戰艦採購醜聞,看到了政府原為推動經濟增長、培養本土企業、促進技術能力建立的初衷,以及所提供的各式撥款、獎掖、貸款擔保,如何受到精英權貴的操縱以達私利,原本理應用在建設國家和社會的納稅錢,最終只圖利朋黨,令富者愈富。這解釋了為何各族財富收入差距至今仍無法達到收斂。
一馬公司和瀕海戰艦採購計劃有許多相似之處,包括成立名字相似的假公司、成立規避稅收和監管的離岸公司、公司擁有人名單必有親戚或親信。這些沒有實質業務、沒有相關經驗且剛新成立的公司,卻能在沒有公開招標的情況下獲得政府直接頒發肥約,並透過二次、三次分包,從中牟取差價利潤,或把款項濫用在其他地方。這類涉嫌貪汙、詐騙和洗錢的操作手法,似乎在精英權貴的圈子裡已自成一套熟練的標準作業程序。
同樣的,當初依賴政府起家的本土企業,今天專注在不事生產的領域,多過把精力投入在技術升級和創新,也大有人在。例如,只要翻閱財報,即可發現很多過去在國產車工業計劃下受惠的本土汽車零組件供應商,已把心思轉向房地產和經濟作物種植。國家整體技術發展水平長期停滯不前,無法帶來更多高附加價值的生產技術和更高收入的就業機會,反而越來越多年輕人傾向當送餐員,甚至需要到其他東南亞國家當豬仔,說明了我國產業政策(industrial policy)正走在了歧途,對國家與社會沒有帶來多少正面效益。
已故英國牛津大學經濟學教授Sanjaya Lall(1996)主張,完善的制度建立,乃是促成開發中國家欲實現經濟增長和結構轉型的必要條件。政府有必要且有責任確保制度環境(institutions)的重新修復,也必須對所扶植的企業進行更嚴格的審核和篩選,以及施加適當的規訓機制,藉以維持這些受惠企業的競爭力,並鞭策不斷追求進步。產業政策是時候回到原來目的——促進技術能力建立、創造就業機會、實現人均收入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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