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蹤線上講座摘要】陳冠中：超級讀者——談華語語系和華文寫作

而華語語系的異同之外，口語與書面文字又再次衝擊他的語言系統。入學後的粵語文白差異，他等於重新學一套新文字，“不光是每個字要重新學，它的句子並不是寫粵語的，寫法是另外一套，可以說是根本拋棄自己說話的方法，重新去學一套文字，叫中文。”

或有人質疑，文白兩套語言，對於中文華語的學習會否構成問題，在他看來，古時狀元考試，南方地區如廣東福建的考生一樣能考上，白話不同、文字相同，即便是以北京話為官話的清代，也有許多南方區域的狀元。而“學語不同學文”的語言養成系統，讓他開始對華語語系的差異逐漸有了新的認知。

地方寫作 不配合大傳統

當他開始寫作，對中文的焦慮逐日加深，“自己的中文到底算是怎麼樣的中文？”

80年代他投身電影行業，從電影字幕發現同是生活用詞，各地中文各有所表。港產片輸入臺灣，邵氏公司自家培訓的國語配音班，卻被臺灣朋友認為配得不好，也看不懂字幕，“原來那個時候在口音上，香港國語跟臺灣國語已經有點分別；香港人寫出來的標準中文，跟他們臺灣的標準中文已經不一樣。”

電影字幕為了不影響銀幕畫面，往往寫得精煉，港片多以文言表述，“就是把更復雜的白話弄短一點”，所以港片到了大陸，他又發現不搞笑的字幕，在大陸人看來卻是好笑的。

他舉例，港產片中常出現的“有何不妥”四字，比如兩批黑社會吵架，彼此最後回說“有何不妥”，廣東話自然不是這四字，但擔心觀眾看不懂，國語寫成“有何不妥”，大陸觀眾覺得香港黑社都用古語，“怎麼你們黑社會整天都用文言文吵架呢？這就有了這個錯覺，一個喜劇效果。”

陳冠中發現三地的中文都自有味道與用法，“三地的標準都不是唯一的標準，但是我們當時作為地方的寫作者，我們是有焦慮的。”

他困惑，現實主義文學是否應按照地方感覺書寫？但香港的寫實作品，人物對白寫的是國語，若以粵語書寫，則別處讀者看不懂，是以香港小說中的對白，“絕對不是一種反映香港現實的語言。”但他自言一直沒解決這個問題，“如果要寫香港，我又不想用方言寫的話，我怎麼寫？兩個人在對談的時候，是不是更應該用粵語？”

然而地方作品的中文焦慮，在京圈作家看來卻不是問題，“北京作家就把最新的、街頭的、自己小圈子流行的北京話，都寫進去，就好像全國都應該看的，你們慢慢學吧，好好的學吧。地方的作家不敢這麼放肆。”香港過去也有“文字清道夫”鼓吹純正中文，清理他們定義中不好的中文，“其實三地的純正中文都不是同一種純正”。在陳冠中看來，這已是鄙視鏈，京味兒作家可以隨心所欲，而地方作家卻被要求寫純正中文。

或許是出於對香港中文特色的維護，陳冠中1976年創辦《號外》雜誌時，把粵語和英文融入行文，“因為我們的讀者就是跟我們差不多的、香港長大的、說香港話的年輕人。”他跟這群年輕人有志一同，“那個時候覺得所有的純正中文不光淡而無味，而且都充滿俗套，就是你把所有特色東西都刪掉，你只能用最標準的表達。”

彼時的陳冠中也開始撰述城市筆記系列，曾經言明：“我們寫的是香港，要用所有辦法，怎麼寫法都可以，不要自動獻身去配合任何文化大傳統。”

他坦言當時的覺悟未有清晰方向，思考著寫作是不是該走向全然方言化？他分析，白話文運動時期倡導從方言吸納養分，也曾推廣吳語小說，如胡適在《吳歌甲集》序言所倡導；但方言文學發展至今，始終未成大氣候。香港曾有《蝦球傳》，也僅是方言混融標準書面語，陳冠中坦言，“方言文學也不是不行的，我們只能再加點鹽加點醋加點辣椒加點孜然，是可以的，但是整個都是方言是不行的。”

陳冠中曾以全方言短篇小說《金都茶餐廳》實驗並實踐理想，排除新創粵語，只寫古漢語裡可尋的粵語。他說，臺灣也有純閩南語寫作，不全然古漢字，混有拼音或借音字，但這些努力總被大眾閱讀習慣和規訓絆倒。

而攸關文字與語言的共生關係，他引述西班牙語言學家托爾欽斯基（Liliana Tolchinsky）的說法，認為兩者是回力鏢，相互影響。

一種華文 不排他 不一統

華語語系博大精深，七大語系（北方官話、湘語、贛語、吳語、閩語、粵語、客家話）之外，還有徽語、晉語、平話、白語等等許多語言未列入。陳冠中認為，“‘華文’只有一種，但是‘華語’有很多種，叫華語語系Sinitic Language。”

而華文華語的定名，從“中文”、“漢語”、“國語”到“普通話”，他主張最合適的稱謂，其實是“華文華語”，“可能‘華’字是最優化、最通用的用法，最能覆蓋現在相當混亂的‘中華’跟‘漢’等等字的用法。”

他認為，“華”比“漢”（漢文漢語）更好，不論是歷史淵源或地域連接上，都更能精準概括中文的龐雜特性，“更適合擔任一個最廣泛的中心和準確的用法。”在他提供的講座筆記裡提到，華文“理順、優化也可以劃一化了華、中、漢，華文、華語的用法”，也“確定了華文明的華文特性；增強了古今和各地的連續性，知古創今，不排他不愁割裂也不強制一統”。

而部分區域使用的“中”，因為跟“中國”的連接太近且難以清楚劃分，容易造成誤解。他舉例，某次赴國外講座，場上中國作家本來介紹他為香港作家，後改稱國際作家，他本想說自己是中文作家，但中文作家的翻譯是Chinese Writer，一樣混淆，“所以‘中’有3個意思：中文的、中國人、中國人的或中國的，都叫Chinese。”在他看來，最適合介紹他以中文／華文寫作的稱謂，是Sinophone Writer （華文作家）。

眾所周知，China一詞和秦（Chin）與梵文（Cina）相關、Sina是拉丁語，而Sino為古希臘對中國的稱謂，陳冠中進一步解釋，歐美語言的China、Chine、Cina的指涉起源是“秦”，但提起中文，卻無秦語、秦文之說；而Sinology一詞雖指漢學，但詞源Sino其實也是古中國稱謂。他說，“‘漢’絕對是跟很多字都搭不上的，跟China搭不上，跟Sino搭不上”，種種考量之下，在他看來，“華文”即是最消歧義、無顧慮的詞彙。

喚醒古字幽靈 因地制宜新創字

華文是座古老龐大的冰山，日常使用的字詞數量僅為冰山一角。陳冠中分享，即便如作家韓少功，調度的中文詞彙也大約三千多字，一般人必然更少。“但是《康熙辭典》有五萬多字”，他慨嘆，“古漢語詞典幾萬個字，這些字都是我們的幽靈，當大家不去用它的時候，它就死掉了。”

雖則三千多個字已能應付寫作，但他依然期許，幽靈重返人間，“只要有個大作家用他的方法，寫出一個東西，用的字可能是某個古字，這個古字可能就重新復活了，又回到我們的人間。”以香港為例，古字幽靈重返人間，有“攰”字，是疲憊、力乏之意。這是常見的粵語，但寫法則少人知曉，近年則又在港人間流行起來。

時代總有新貌，是以華文總有新字新詞，陳冠中分析，新字較少新詞多，以現有文字重新組合，比如計算機、電腦，即可誕生因應時代而生的詞彙。而喚醒古字、新創文字、繁簡不同、網路生態，形構各地華文差異化、各自表述的現狀，是陳冠中謂之“秦以來所未見的差異化”。

他說，三地的政治行政用語與古雅中文，其實各自表述。香港有“開埠”一詞，為開市開港之意；香港負責官僚升遷事務的喚“銓敘司”，是沿襲古代稱謂，而中國則叫“組織部”。臺灣有半文白的官方用語，比如“等因奉此”；而蔣介石引述春秋戰國成語的政治口號“毋忘在莒”，對中港而言也相對陌生。當年避走香港創辦新亞書院的唐君毅，曾以“花果飄零”比喻中國文化的離散，對港人而言不陌生，但陳冠中的大陸朋友未曾聽聞這四字。

外來語的輸入也自然大不相同，Taxi在港是的士、在臺是計程車、在中國是出租車，在大馬則是德士。而當陳冠中初次在馬華文學中乍見“摩哆”，“還真的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機車、摩托車、電單車、機器腳踏車，各地譯名各自精彩。

外語古語以外，各地的本土化用語，則有更顯著的地域差異。他舉例，香港的爛尾、中國的牛逼、臺灣的白賊（不實／說謊），各有特色；香港粵語的借音字更是一大特色，比如一眾口字邊的文字，“咁唔喺嘅咪哂咗嗰啲嘢”等等，“這些字呢不管它的右邊的意思是什麼，只要聲音對，旁邊加個口，就可以符合一些廣東口音的口語了。”而香港還有一些未被承認的新創字，比如電梯（升降梯）“𨋢”，從英文lift演變而來。

網絡時代的眾聲喧譁，新創詞彙自是源源不絕，“現在又更復雜了，網絡時代太多敏感字要避諱，有些戲仿的故意的搞笑的。”中國的“港真”源自廣東話“講真”（說真的），因為香港傳入，就直接把講改為港；呼應時代現象的“內卷”、“躺平”等，都是近年的流行新詞。

在他看來，即便差異顯著，“兩岸三地的華文仍有著很大的共通性，沒有想像中的統一純正，可是也沒有走到另一極端，即全面方言化、部落化至互不理解。”

超級讀者 擁抱差異

這是陳冠中謂之華文嘉年華的年代，“現在的差異，是史無前例的最大的；這也是機遇，現在的華文也是最多樣的、繁花似錦的，各式各樣的寫法都出現的時候。”

既是繁花盛世，如何待之，才對華文的發展最好？在他看來，“華文不能走進大一統密不透風的鐵屋，但躲在自閉的竹籬笆內也是不行的。”

即是如此，面對超級華文，自然需要培養超級讀者，以開放胸懷擁抱差異，自是擁抱豐饒。他希望超級讀者可以欣賞這些差異性，參加這個流動的文字嘉年華，“我們既然可以好好的學比較文學、學別的文字的文學，那沒有道理不把華文自己內部的差異的文學，好好的學。”

他期許，“超級讀者還不能太少，也不能只靠王德威，要多一點，不能只有一個。”如果更多人擁抱差異，地方文學也才有出版的機會。他希望各大學的通識課與文學課能好好培訓一批超級讀者。而對日常即是多語生態的馬華，即也是超級讀者最佳的培育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