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1日综合电)已故戈尔巴乔夫在担任苏联领导人期间的作为影响全世界,直到卸下职务后仍持续发生极重要作用。他对中国影响也特别巨大,在推动苏中关系正常化后,让中国得以大幅裁军,将国家资源用于推进改革开放事业。
头条揭密脸书发表文章说,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观念也影响中国期待对外开放的一代人,他可能感到遗憾的是,终其一生只看见改革开放在中国的收获,却未能看到“新思维”在俄罗斯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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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说,戈尔巴乔夫在1980年代与美国总统里根达成裁减核武协议,美俄结束冷战的事迹让他与美国前雷根总统成为全球政治明星。在一股结束对立、推动和解的风潮下,声望如日中天的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5月访问中国,会见了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等领导人。
这是苏联首次有领导人访问北京,也是自中苏交恶30年来两国领导人首次正式会谈,此次访问也标志著中苏关系正常化。
文章指出,中苏关系正常化在当时最大的影响是降低两国的敌对关系,将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敌人化敌为友,因此得以逐步进行裁军,将大部份的资源用于推动改革开放政策。
在戈尔巴乔夫访中之前的1987年,因为戈尔巴乔夫的和平姿态,处于推动改革开放初期阶段的中国已议论裁军多年,当时大约有323万解放军,中苏关系正常化之后,战争的风险大幅降低,裁军则加速推进,一直到苏联解体4年后的1995年,解放军裁减到200万左右,裁减部队人员超过三分一。
此外大量原属于国防军事部门的军工企业亦转入开发民间业务,大幅减轻财政负担,对于中共将政策重心全数转移到经济建设有极大的助力。
但是苏联解体之后,戈尔巴乔夫被不少大陆的学者或政治人物视为共产主义的叛徒,加上他在访中期间与北京天安门学运的关系,他的言论与著作一直是大陆政治上的禁忌。曾有媒体指出,戈尔巴乔夫1990年曾在土耳其的美国大学表演讲时说:“我搞垮了苏联,我还要搞垮中国,这是我人生的两大理想。”
北京光华管理学院一位国际关系教授曾与戈尔巴乔夫见过数次,他向戈尔巴乔夫求证这段演讲内容,戈尔巴乔夫答道,他从未说过这些话,而且那一年也没有去土耳其访问。事后这位学者仔细查了一下,戈尔巴乔夫确实未在1990年访问土耳其,而且土耳其也不存在一所谓“美国大学”。
这名学者还说,戈尔巴乔夫本来是个很有趣的人,曾对他表示特别想到深圳看看,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之后,因为他也想搞中国式的改革,但没有成功,而中国却成功了。他在苏联解体后曾多次想用访问中国,但北京一直未同意,几经周折,最终还是没有成功。
文章说,戈尔巴乔夫除了中苏关系正常化促成解放军大规模裁军之外,他后来造成苏联解体让苏联的军事工业技术与人才外流,中国也在这段时期获得大量的技术与较新的装备,大幅推进了中共军事工业的发展。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著名的瓦良格号航空母舰,从一艘已报废的未完成舰体,从脱离苏联的乌克兰手中购得后,最后改造成为中国首艘航空母舰,推动了中国航母建造的快速发展。
许多大陆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近30年来军事技术快速成长,苏联解体后的那波红利可说功不可没。
虽然未能再访问中国,但2006年戈尔巴乔夫曾接受陆媒的采访,他谈及当年在前苏联快速推动民主化“是一场惨痛的失误”,陆媒引述他的话说,“千万不要让局势混乱,稳定是第一位的”,苏共垮台的经验让他“深深体会到在改革时期要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这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陆媒刊出这段访谈很明显有为北京宣传的用意,戈尔巴乔夫是否真的这么说,目前无法透过其他的管道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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