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生永遠感謝陳六使,永遠銘記南大精神。在南大生心目中,陳六使已成為獻身教育的典範人物,南大精神則是跨越時空的精神圖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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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六使,南洋大學創辦人,於1972年9月11日仙逝,享年75歲。為了紀念陳六使逝世50週年,弘揚其教育精神,馬來西亞“南洋大學教育與研究基金會”設立了“南洋大學陳六使教育基金”,自今年4月1日起展開籌款活動。他們定下1000萬令吉的籌款目標,不料未滿一個月已達成,之後該活動繼續獲得新馬、澳洲、紐西蘭、中國、美國和加拿大等地校友的支持。
10年前,我在新加坡《聯合早報》發表〈陳六使:一生榮辱繫於南大〉一文,紀念陳老先生離世40週年。文中讚歎:陳六使的南大之路,路難行,但陳六使卻以“捨我其誰”的豪氣走過了,為新馬(獨立前合稱馬來亞)華文教育作出巨大的貢獻。
時間飛逝,轉眼又過了10年,而陳六使首度倡議民間自辦大學迄今則已72載。
南大倡建之路,路程不長,卻亦崎嶇,然而短短四年(主要是1953年和1954年),已為新馬兩地凝聚與形塑許多珍貴的歷史遺產。
1950年9月10日,陳六使在馬來亞創辦中文大學的倡議首次見報,那是他從陳嘉庚手中接任福建會館主席半年後的事。這之前的一天,他在福建會館舉辦的建校義演會場上呼籲華人:“自第二次大戰後,吾人已認識馬來亞無異吾人之故鄉,既有此一新見解,自當為吾人馬來亞之子孫計。……如本會館前任主席陳嘉庚先生所蓄金錢,盡施之於教育,培養千千萬萬人才,貢獻國家。”陳六使移居新加坡34年後,已視所在地為“吾人之故鄉”,於是決意傳承陳嘉庚的辦學精神,為吾鄉建大學,開啟了華人身分認同——從中國到新馬的轉向。落地已然生根,從此他鄉成故鄉,陳六使以辦學方式表達對“吾人之故鄉”的愛心。
傾財興學是歷史珍貴典範
陳六使與陳嘉庚關係非常密切,童年在家鄉集美陳嘉庚創辦的小學讀了幾年書,南來新加坡先在陳嘉庚的公司工作多年後再創立自己的樹膠事業,並在陳嘉庚的引領下成為華社領袖。陳六使深受陳嘉庚“救國救鄉救校”意願和“毀家興學”精神的感召,一方面長期資助陳嘉庚的集美學校和廈門大學,另一方面親率新馬華人自辦大學。新馬華人辦學精神自19世紀初以來持久不衰,並在陳嘉庚和陳六使二人身上高度體現。如此傾財興學的人物,是新馬任何發展階段都需要的,是歷史珍貴的典範。
不過,陳六使1950年的呼喚並沒有引起華人社會的關注,辦學聲音於是沉寂了將近兩年四個月。直到1953年1月18日,陳六使的倡議再度見報。他於1月16日在福建會館的一個重要會議上,表達了“餘當傾餘之財產與僑眾合作,完成吾中華文化在海外繼往開來之使命”的熱望。這次的倡議竟獲得巨大反響,回應聲浪此起彼落。事隔兩年多再倡議辦校,陳六使的解釋是“二年前餘已提出此議,不幸膠廠被人放火焚燬,不然,則可實現。” 而1953年二度倡議獲得華社積極反應,主要原因是1951年9月新馬與中國的關係斷裂,馬來亞大學的中文系又拖延開辦,致使華校陷入高中生升學無門和師資來源斷絕的困境;與此同時,1951年韓戰刺激樹膠價格暴漲,促進工商業發展,增強了華人自辦大學的經濟能力。
1953年陳六使辦學的呼籲得到新馬華人各階層的熱烈響應,中文報章反應迅速,1月至2月,《南洋商報》、《星洲日報》、《中興日報》即發表了28篇支持的社論。許多團體與個人也紛紛表態,有些還直接致函陳六使,社團領袖如霹靂客屬公會正副會長鍾森與胡曰皆允諾 “首先各樂捐五萬元,以為響應示範。”(1953年1月18日函);富商如胡文虎表示“感於建校大業端賴群策群力,未敢後人,擬以文虎個人及故弟文豹名義,各捐建學生宿舍一座”(1954年1月15日函);勞工如新加坡三輪車工友同業會主席莊慶水則稱 “去年(1953年)雖盡一華一元之義,從此不能默默無聲,……茲由本會發函通告全體工友,謹訂本年4月20日為義踏之日”(1954年3月22日函)。
二度倡議獲得新馬各地華人社團、商會、總商會、教育界、政治人物、富商和工友等的熱切回應,而勞動階級和一般群眾的支持則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 陳六使對此深有體會,1954年3月22日在福建會館致詞時便說:“彼等捐輸為數雖然不多,但人數聲勢之浩大,終使反對者銷聲匿跡” 。陳六使登高一呼萬山響應的壯大景觀,為世人津津樂道。華人各階層懷抱共同理想,為子弟教育、為文化傳承、為社會建設,出錢出力,交織成一幅激盪人心的經典畫面,南大精神於焉而生。
“那種勇於開拓、百折不饒的南大精神,值得後人追憶、景仰和學習”(李顯龍總理2005年8月29日在南洋理工大學舉行建校50週年紀念儀式上的華語演講)。
登高一呼萬山響應
然而,陳六使所謂的“聲勢浩大”是實況,“反對者銷聲匿跡”則不然。陳六使再度倡議後,反對聲音即刻鋪天蓋地襲來。一些受英文教育者認為創辦華文大學將分散馬來亞大學的財源和影響種族的團結,質疑師生的來源和畢業生的出路。許多馬來族群的政黨和知識分子則以破壞種族和諧、將馬來亞中國化為由,質疑倡議者對馬來族群的尊重和對馬來亞的忠誠。殖民地政府更不歡迎華人自辦大學,因為這不符合英國創辦大學的標準,也擔心華文大學成為共產黨的溫床。
陳六使面對接踵而來的反對議論,除了進行辯論和解說,也作出調適和進取。為了消除各方的疑慮,他在許多場合反覆強調華文大學的宗旨和目的。譬如他在1953年5月1日宣佈的南洋大學三大宗旨之中,第一是協助當地政府,提高當地文化水準,第三即南洋大學不僅收容華僑子弟,各民族子弟入學亦深表歡迎。又如他在1953年5月6日的記者會上說:“餘願事先聲明,凡是應聘南洋大學為教職工役者須無政治色彩,且於服務南大期間,不得作任何政治活動。而欲進入南洋大學求深造之學生亦然,必須專心於學術之研究,吸收有用之知識,貢獻於社會人群。” 為了消除反對者的疑慮,華文大學的名稱一而再地更動。1950年9月9日陳六使首度倡議時提出:“餘希望華僑在馬來亞能辦一中國大學……逾十年而馬來亞猶無中國大學,則為落伍。”兩年多後,即1953年1月16日,他說:“吾人慾使馬華永遠存在,必須自行創立馬華大學,容納每年在華校畢業之學生。”從此“馬華大學”一詞在他的演講裡和媒體中反覆出現。直到1953年2月20日他給各當選籌委的信中,告知:“籌委會亦經召開首次會議,結果決定將大學正式命名為‘南洋大學’” 。大學校名從去“中國”到去“馬華”,再到選擇“南洋”的變化,也折射了新馬華人本土化的進程,從華僑轉為華人的同時,決心與他族在本土上建設共同的家園。愛鄉是愛國的第一步,而新馬華人這第一步腳印,也嵌入雲南園(校友對南大的暱稱)土壤之中。
在冷戰初期東南亞反共反華的政治氛圍裡,意識形態、種族矛盾、語群分歧等相互糾結,使華人創辦大學之路寸步難移。然而,陳六使堅持自己的理想,在民眾的支持下,克服了一道道難關,自辦大學的計劃,很快就從倡議進入實踐階段。僅1953年,已完成許多重要事項,包括選址、命名、 註冊、建築圖樣、動土典禮等。
1954年10月,南大迎來了第一任校長林語堂,校史轉入另一篇章。
為貧窮子弟開啟深造之門
南大成功創辦,為許許多多貧寒子弟開啟了深造之門。這是陳六使想做的事,他說過:“就餘個人之見解,將來之南大應是平民化之大學,一切收費力求減低,而儘量收容一般學子” (1954年2月25日在福建會館的講話)。南大創辦之後,培養了大批“一般學子”,為新馬兩個新興國家栽培了各領域急需的人才。李顯龍總理在南大舉行建校50週年紀念儀式上,稱讚南大畢業生在各自領域“為國家社會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並“向所有參與建校的人士和團體致以萬二分的謝意”。誠然,陳六使創辦大學,給新興國家遺留了一份厚重的禮物。
南大生永遠感謝陳六使,永遠銘記南大精神。在南大生心目中,陳六使已成為獻身教育的典範人物,南大精神則是跨越時空的精神圖騰。10年前,南大中華語言文化中心即聯合南洋大學畢業生協會和《聯合早報》,舉辦大型公開紀念活動—— “傳承文化、作育英才:紀念陳六使逝世四十週年”,500多名出席者幾乎是全天全程參與。當時,新馬華文報和本地英文報、馬來文報、淡米爾文報熱心報道,中心的網站收集了30多篇紙媒上相關的新聞、言論和感想。
而今,熱鬧場景似已轉移至彼岸。夜深人靜,耳聞窗外蟲聲,不禁想起朱自清在〈荷塘夜色〉下的嘆息:“熱鬧是它們的,我什麼也沒有。”
(作者是南洋大學第11屆畢業生;本文獲新加坡《聯合早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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