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油小生｜1985年的足球赛

曾因足球暴力被捕的西哈姆支持者比尔·加德纳尔（Bill Gardner，1954-）在自传里写道：“足球暴力无所不在。那就是足球世界。那就是一种生活。大多数那个年代的人，1970、1980年代的人，不会称之为‘足球暴力’。那是一种生活方式。”

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比尔回忆1960年代末球场看台的日常：人太多、厕所太远，球迷随便撒尿。想像看球看到一半，温热骚臭的水柱当着你的头顶浇来。相声大师侯宝林（1917-1993）讽刺民国时期看京剧的混乱场面，装女人的声音尖声道：“怎么下雨了？唉，楼上的，你的孩子撒尿！”这就打起来了。

为何打架，比尔有自己的丛林法则，他批评其他一些足球流氓只为打架生事而活，他动手只是因为热爱球会，要保护家人，如今他已经是西哈姆球迷圈的传奇人物。

比尔有自己的辩解：暴力的家庭环境、14岁出走打工、17岁匆匆结婚生子，只有西哈姆带给他家的温暖，流氓文化就是他的认同政治。

“摩德族”（mods）、“光头党”（skinheads）这些英格兰的足球“帮派”（gangs）与“行帮”（firms）席卷整个欧陆，形成失控的球迷文化。暴力问题在1980年代达到高潮，并于1985年5月29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海塞尔球场制造了人间地狱。

压死39人，数百人受伤

在那场万众期待的欧冠决赛开踢前，聚集在X看台的狂热利物浦球迷趁着酒兴向Z看台的尤文图斯球迷发动攻势，年久失修的看台砖墙不堪重负倒下，最终压死39人，数百人受伤。在狂乱的氛围里，欧洲足联以担忧取消球赛会使暴力加剧为由，继续比赛，镇暴队全副武装在球迷制造的狼烟里迷茫，当法国传奇球星普拉蒂尼（Platini，1955-）为尤文图斯射入致胜的争议点球，被压死的球迷仍尸骨未寒。

球迷的流氓行径、不合格的主办场地、管理不当的主办方以及懦弱的欧洲足联合力写下这现代足球历史最黑暗的一页。

英格兰球迷惹得人神共愤，英格兰球队全数被禁止参加欧洲赛事，当时的英国首相“铁娘子”撒切尔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1925-2013）顺势整治足球流氓问题，《足球支持者法》于1989年诞生，此后几经演进，被奉为治乱的法典。

足球迷文化在世纪末日渐仕绅化、国际化，但一些暴力因子仍根深蒂固，以种族主义、反移民、厌女等症状侵蚀这个世界。恨铁不成钢的球迷甚至会骚扰自家球会的球员，资讯发达的当下，球迷随时可以通过社交媒体辱骂甚至恐吓球员，骚乱在虚拟的世界蔓延。

足球既美又丑

足球是集美与丑于一体的运动。

球迷暴动就像是集体难以抑制的本我冲动，甚至可以推想到更加幽微的问题。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1935-）就曾借用足球流氓来探讨日本战后复杂的存在主义式课题。

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主人翁根所蜜三郎的弟弟鹰四在高知山村里组织足球队，借此号召青年加入暴动。鹰四想要复制百年前，也就是万延元年（1860年）祖父辈在村子里发动的农民暴动。鹰四通过英雄主义寻求救赎的道路，最终在乱伦与死亡的氛围中消亡。

蜜三郎与妻子育有一个天生智障的孩子，在小说的开场里，他的好友更以激烈的方式自杀，周遭的一切让蜜三郎绝望。不过当蜜三郎目睹了鹰四的挣扎与沦落后，他不得不打起精神面对智障儿子，同时背负起整个家族的阴暗记忆走向劫后的人生。根所家仿佛就是现代日本的缩影，野心勃勃发动侵略战争，英雄主义的号召其实是自我毁灭之道，智障的新生命则象征原爆的长久影响，大江仿佛在说，战后的日本必须直面自身历史的黑暗面才有能力去呵护带着原罪的未来。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在颁奖词中会形容大江健三郎在小说中“戮力描写光”。

大江小说的温暖之力最终体现在1992年出版的《静静的生活》，那个智障的小孩长大了，并为我们献上另一种对待生活的方式，提供另一种救赎。

回到足球流氓的现象：无论那是纯粹的原始冲动、人性之恶所催生的文化，抑或是充满个人命运之坎坷社会环境历史景况之幽微的复杂产物，都应当审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