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立场不同／02】安焕然：尊重不同的声音，我们缺乏真心和独立的判断。

“我们的想法越来越分歧，后悔把你送去台湾。”原来父亲晚年这么想，可安焕然收信时并不以为然，还觉得自己站在真理一端，是父亲还未突破。

“爸爸您的思想落伍了，跟不上时代，真相事实不是这样，历史也不是这样。”这是他用得语气最重的言辞，想必伤了父亲的心。

那是怎样的时代？回溯30年并不够，安焕然把时光机调前到儿时时光。一个人对事物的看法原则是成长经验和知识累积的成果，是怎么样的生命经历，让父子走向分歧？

“我父亲是老左。”安焕然记得小时候家里有《人民画报》，是从新加坡偷偷带进新山的。父亲带他看的是香港凤凰影业、长城影业的左派电影，劫富济贫的《我来也》、民族意识强烈的《甲午风云》，《刘三姐》他也看了七八遍。他的世界没有邓丽君，在父亲看来那是靡靡之音，但小学他就能将《黄河大合唱》倒背如流。他看父亲看的书，例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意识形态强烈得老师都紧张，特地开导他要涉略不同领域的书。少时的他和父亲一样，爱那个中国。

台湾升学，从学运看见民主

独中生的升学路选择本就不多，欧美太昂贵，中国还未改革开放，台湾则标榜是中华文化复兴基地。所以当年，父亲是同意送他留台的。只是，1988年赴台，他着陆的是刚刚解严，整个社会最震荡的台湾。而他身处台南成功大学，又是民主化和本土化最强烈的地方，学运蓬勃的校园。

影响他至深的，还有两件历史大事。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台湾媒体刚开放，派记者亲临现场。安焕然隔海看到第一手画面的电视报道。“那对我是强烈的冲击，认知到当代中国出现什么事情，而不是一窝蜂美好的‘光荣兵’那种想法。”

对他思维有更大改变的是1990年的野百合学运。安焕然的学长姐绝食抗议，老师亲上前线声援学生。“我们感受那个氛围，他们对民主化的追寻，而且成功了。”

“台湾的民主化、本土化运动，让我意识到这些东西可以在自己的国土成为可能。”安焕然不假思索决定学成后一定要回国，“我们回来就是要建设马来西亚本土化的东西，就算是华人也要有本土化的自主性。”

最切身的经验，是被情治人员请吃饭。野百合之后，民主言论开放且热络，成功大学外的广告墙贴满政治言论。有本土派学生写，国民党派专车接送侨生去投票，还骂侨生是国民党的狗。安焕然按捺不住怒火，写大字报还击，别把侨生当作政治的筹码、羔羊，赴台读书被冠上“侨生”身分，也不一定是他们要的。

笔战白热化，连记者都来关注。安焕然还想再战一回，结果回到宿舍就看到字条，心知完蛋。情治人员请吃饭，他气愤点了最贵的排餐，却不知吃了什么味。对方扮好人说，“拜托一下，不要再写了，太激烈了。”

立场不同，父子对话渐行渐远

那个年代，在台湾本土派眼中，中华民国为了要代表全世界中国人，广开侨生学额，占了当地人的机会。其中一名情治人员告诉安焕然，“其实你们过来的也有很多是很好表现的，你要让他们心服口服，就拿出你的成绩来。”冲着这句话，他定下心来奋发读书，大二、大三、大四都考取全级第一名，还以第一名考进研究所。

那起风波反而促成了他和本土化学生的对话。他生气，但是一个本土派的学姐告诉他，“你不要生气，你要了解他们生气的理由。”原来，把共同经历说出来，其实是可以对话的，思维也改变很多。

也就是那些经验，安焕然开始和父亲就不一样了。他不再像父亲那样拥抱大中华民族主义，“以前我很仇日的，我唱《黄河大合唱》的啊，结果最仇日的娶了日本太太。”大学时期，安焕然已经和日籍女友，也就是现在的太太交往。打破民族主义后，父子对中国的认同不一样了，他不再认为凡事都是中国好。书信间，父亲提一点他就反一点，甚至觉得父亲不可理喻，越来越不能沟通。

可是回过头站在父亲的角度，他也没有错啊。“他在中国出生，临死前也想回去海南岛，那里还是他记忆的地方，他有原乡的情怀……”检视父子各自的成长经验，安焕然这才明白，“他也有接收资讯和认同的意识，你怪不得他。”

其实，父子俩从小亲近，要不是当年父亲的藏书，安焕然也不会培养出对中文和历史的兴趣。失去父亲后，他自问拿那些立场去跟父亲争论做什么？得到什么？改变不了他的想法，那为什么不能在谈笑之间大而化之？如果可以重来，安焕然只会回一句：“是啰，我肤浅。”

这也就是为何，安焕然在还没进入网络时代时就看清，过于执着争辩立场是枉然的。“你牺牲掉你的亲情来执着你的意识形态！”

这个社会不能反智，我们需要有独立的判断

你在执着什么立场？什么意识形态？

香港反修例运动（反送中）时，安焕然发表文章，支持中国的觉得他站在香港那边，支持香港的觉得他伪善。两个极端的人都要他立场鲜明，非黑即白，几乎没有中立的选择。

谈马来西亚政治，他主张选党也选人，但舆论好像只能二选一，结果他同时被骂成国阵的训犬，又被指是希盟的支持者。509大选时，曾经教过的学生在他的脸书留言“看事情很透的人会早点死，因为泄露天机”，疯狂到可以咒人早死。回看，安焕然说当时人们好像什么都不管了，“只有一条路，就是把纳吉打倒就对了，其实他们只打倒马华而已。”

中港台议题和马来西亚政治很容易在本地华社引起两极对立，随之而来的是非人化的标签、人身攻击、恶言秽语。安焕然觉得，那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以及所接受的资讯有很大的关系。“民族意识的魂会被叫出来，很像‘叫魂’，有点义和团式的，等着被勾魂，被唤醒，变成不能去好好谈。”

不是不能有立场或意识形态，安焕然认为，我们的社会不缺立场，而是缺乏可否容纳、尊重不同的有理据的声音。媒体与时事评论界需要发挥比较独立，而不是靠边站的声音。

安焕然说，五四运动不只我们缺乏的是真心和独立的判断，在两边之间取得持平的论述，需要有知识的支撑，而不是反智。是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尊严的召唤，还强调对事物的独立判断。“独立、批判思维是我们社会最重要的东西，但现在常常是跟着感觉、立场走，变成是很反智的情况。”网络时代常见，很多人只有立场，没有判断，就只会找寻很多资料来支撑自己的立场去反击对立的论述，而且是用很强暴的语言。

“有时大而化之，没什么的。”面对立场不同的亲友，安焕然通常不会用力争辩，即便网络上辩过几句，事后见面还是可以一笑解恩仇。“但是如果网络上有一些挑衅、傲慢的言论，会影响到其他人，那我就会讲（还击）。”因为他坚信，这个社会不能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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