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立場不同／02】安煥然：尊重不同的聲音，我們缺乏真心和獨立的判斷。

“我們的想法越來越分歧，後悔把你送去臺灣。”原來父親晚年這麼想，可安煥然收信時並不以為然，還覺得自己站在真理一端，是父親還未突破。

“爸爸您的思想落伍了，跟不上時代，真相事實不是這樣，歷史也不是這樣。”這是他用得語氣最重的言辭，想必傷了父親的心。

那是怎樣的時代？回溯30年並不夠，安煥然把時光機調前到兒時時光。一個人對事物的看法原則是成長經驗和知識累積的成果，是怎麼樣的生命經歷，讓父子走向分歧？

“我父親是老左。”安煥然記得小時候家裡有《人民畫報》，是從新加坡偷偷帶進新山的。父親帶他看的是香港鳳凰影業、長城影業的左派電影，劫富濟貧的《我來也》、民族意識強烈的《甲午風雲》，《劉三姐》他也看了七八遍。他的世界沒有鄧麗君，在父親看來那是靡靡之音，但小學他就能將《黃河大合唱》倒背如流。他看父親看的書，例如《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意識形態強烈得老師都緊張，特地開導他要涉略不同領域的書。少時的他和父親一樣，愛那個中國。

臺灣升學，從學運看見民主

獨中生的升學路選擇本就不多，歐美太昂貴，中國還未改革開放，臺灣則標榜是中華文化復興基地。所以當年，父親是同意送他留臺的。只是，1988年赴臺，他著陸的是剛剛解嚴，整個社會最震盪的臺灣。而他身處臺南成功大學，又是民主化和本土化最強烈的地方，學運蓬勃的校園。

影響他至深的，還有兩件歷史大事。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臺灣媒體剛開放，派記者親臨現場。安煥然隔海看到第一手畫面的電視報道。“那對我是強烈的衝擊，認知到當代中國出現什麼事情，而不是一窩蜂美好的‘光榮兵’那種想法。”

對他思維有更大改變的是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安煥然的學長姐絕食抗議，老師親上前線聲援學生。“我們感受那個氛圍，他們對民主化的追尋，而且成功了。”

“臺灣的民主化、本土化運動，讓我意識到這些東西可以在自己的國土成為可能。”安煥然不假思索決定學成後一定要回國，“我們回來就是要建設馬來西亞本土化的東西，就算是華人也要有本土化的自主性。”

最切身的經驗，是被情治人員請吃飯。野百合之後，民主言論開放且熱絡，成功大學外的廣告牆貼滿政治言論。有本土派學生寫，國民黨派專車接送僑生去投票，還罵僑生是國民黨的狗。安煥然按捺不住怒火，寫大字報還擊，別把僑生當作政治的籌碼、羔羊，赴臺讀書被冠上“僑生”身分，也不一定是他們要的。

筆戰白熱化，連記者都來關注。安煥然還想再戰一回，結果回到宿舍就看到字條，心知完蛋。情治人員請吃飯，他氣憤點了最貴的排餐，卻不知吃了什麼味。對方扮好人說，“拜託一下，不要再寫了，太激烈了。”

立場不同，父子對話漸行漸遠

那個年代，在臺灣本土派眼中，中華民國為了要代表全世界中國人，廣開僑生學額，佔了當地人的機會。其中一名情治人員告訴安煥然，“其實你們過來的也有很多是很好表現的，你要讓他們心服口服，就拿出你的成績來。”衝著這句話，他定下心來奮發讀書，大二、大三、大四都考取全級第一名，還以第一名考進研究所。

那起風波反而促成了他和本土化學生的對話。他生氣，但是一個本土派的學姐告訴他，“你不要生氣，你要了解他們生氣的理由。”原來，把共同經歷說出來，其實是可以對話的，思維也改變很多。

也就是那些經驗，安煥然開始和父親就不一樣了。他不再像父親那樣擁抱大中華民族主義，“以前我很仇日的，我唱《黃河大合唱》的啊，結果最仇日的娶了日本太太。”大學時期，安煥然已經和日籍女友，也就是現在的太太交往。打破民族主義後，父子對中國的認同不一樣了，他不再認為凡事都是中國好。書信間，父親提一點他就反一點，甚至覺得父親不可理喻，越來越不能溝通。

可是回過頭站在父親的角度，他也沒有錯啊。“他在中國出生，臨死前也想回去海南島，那裡還是他記憶的地方，他有原鄉的情懷……”檢視父子各自的成長經驗，安煥然這才明白，“他也有接收資訊和認同的意識，你怪不得他。”

其實，父子倆從小親近，要不是當年父親的藏書，安煥然也不會培養出對中文和歷史的興趣。失去父親後，他自問拿那些立場去跟父親爭論做什麼？得到什麼？改變不了他的想法，那為什麼不能在談笑之間大而化之？如果可以重來，安煥然只會回一句：“是囉，我膚淺。”

這也就是為何，安煥然在還沒進入網絡時代時就看清，過於執著爭辯立場是枉然的。“你犧牲掉你的親情來執著你的意識形態！”

這個社會不能反智，我們需要有獨立的判斷

你在執著什麼立場？什麼意識形態？

香港反修例運動（反送中）時，安煥然發表文章，支持中國的覺得他站在香港那邊，支持香港的覺得他偽善。兩個極端的人都要他立場鮮明，非黑即白，幾乎沒有中立的選擇。

談馬來西亞政治，他主張選黨也選人，但輿論好像只能二選一，結果他同時被罵成國陣的訓犬，又被指是希盟的支持者。509大選時，曾經教過的學生在他的臉書留言“看事情很透的人會早點死，因為洩露天機”，瘋狂到可以咒人早死。回看，安煥然說當時人們好像什麼都不管了，“只有一條路，就是把納吉打倒就對了，其實他們只打倒馬華而已。”

中港臺議題和馬來西亞政治很容易在本地華社引起兩極對立，隨之而來的是非人化的標籤、人身攻擊、惡言穢語。安煥然覺得，那和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以及所接受的資訊有很大的關係。“民族意識的魂會被叫出來，很像‘叫魂’，有點義和團式的，等著被勾魂，被喚醒，變成不能去好好談。”

不是不能有立場或意識形態，安煥然認為，我們的社會不缺立場，而是缺乏可否容納、尊重不同的有理據的聲音。媒體與時事評論界需要發揮比較獨立，而不是靠邊站的聲音。

安煥然說，五四運動不只我們缺乏的是真心和獨立的判斷，在兩邊之間取得持平的論述，需要有知識的支撐，而不是反智。是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尊嚴的召喚，還強調對事物的獨立判斷。“獨立、批判思維是我們社會最重要的東西，但現在常常是跟著感覺、立場走，變成是很反智的情況。”網絡時代常見，很多人只有立場，沒有判斷，就只會找尋很多資料來支撐自己的立場去反擊對立的論述，而且是用很強暴的語言。

“有時大而化之，沒什麼的。”面對立場不同的親友，安煥然通常不會用力爭辯，即便網絡上辯過幾句，事後見面還是可以一笑解恩仇。“但是如果網絡上有一些挑釁、傲慢的言論，會影響到其他人，那我就會講（還擊）。”因為他堅信，這個社會不能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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