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殘雪 | 搞文學就必須耐得住寂寞

殘雪：離開湖南主要是因為我的身體的緣故，有了好身體才能更好地創作。回想起來，一點猶豫和矛盾都沒有。大概我這種人，就是為創作而生的，對我來說，不能工作生命就失去了意義。當時劉恆邀請我參加北京市作家協會，但我沒有接受。因為我很難適應新的單位和人際關係。那時我腦子裡只有工作的念頭。所以我就在北京大幹起來了，基本上同外界沒有聯繫。我每天去小月河邊跑步，跑完回來就寫。

晉瑜：來到北京，工作和住房是怎麼解決的？您對北京的印象如何？
殘雪：一般來說，我對任何地方的第一印象都很抽象，這是由我的個性決定的。我只記得來的那天下著小雪，天灰濛濛的，但並不讓人感到冷。我們住進新樓房後更是覺得超級舒適：因為這可是真正的暖氣啊，房間裡有十七八度啊。這房子是我們自己買的商品房（那時北京還沒限購）。既然我堅決不願意轉到任何單位（我屬湖南作協），自然就沒有人會來幫我解決住房。我們為此早就做了準備——一直努力攢錢。

晉瑜：剛到北京時生活和創作如何？有無困難或壓力？
殘雪：在北京生活實在是太方便了，完全沒有困難和壓力。我想這大概同我們有一定的經濟實力有關。我們過的完全是退休者的生活。如果還要為了生存奮鬥，那就沒這麼舒服了。總之，北京的乾燥氣候給我帶來了健康的恢復，和愉悅的好心情。我極少去街上逛，每天埋頭工作。我丈夫則打理家務。我們的生活一直很有音樂節奏，也不乏小市民的情趣。

晉瑜：到北京17年，您覺得自己的創作和在湖南時
比，發生了哪些變化或進步？從風格和內容上都可以充分
談談。如果請您打比方，北京和湖南，您如何作比？

殘雪：我這17年裡作品很多，幾乎每天都在寫。來北京之後
我的創作再也沒出現過任何瓶頸現象，越寫越廣闊，收不了場了，自己都覺得是奇蹟。我除了寫小說，還寫了不少文學評論。目前除了小說，我還在寫一本純哲學書《物質的崛起》。起碼還要兩三年才能完成。

談到我的小說創作的變化，或者說湖南階段與北京階段的不
同，我覺得這種變化是內在的。我48歲來北京，這對於作家來說應該是最為成熟、豐產的年齡。我除了1988年寫過一個長篇外，後面6個長篇都是在北京寫的。長篇展示了我的世界的盛大的場面，其深度也非同一般。而且我感到自己越來越具有一種特殊的定力，這種定力讓我能得心應手地、垂直地開闢自己的疆域。這種能力的發揮是否同北京這個地方的風土有關？我不知道。如果要我形容我的創作，我也許可以說，湖南階段是探索的階段；北京階段是建構的階段。目前我正在建構我的理想烏托邦，大部分時間裡我都像人們過節一樣快樂。

晉瑜：您如何評價自己的這次遷徙？對於創作來說有何利弊？會一直在北京呆下去嗎？
殘雪：俗語說“樹挪死，人挪活”，這特別有道理。人的肉體需要刺激，感官上的刺激越多，靈魂中的變化就越大。對於我這種創造型的人來說尤其是這樣。北京給了我許許多多的靈感，但都是比較抽象的影響。我不能用具體的事例來說明。

這個古老的城市確實盛產靈感。下一步我打算移居昆明。昆明
的大益普洱茶集團辦了一個大益文學院，那裡聚焦了一批人，以“大家”雜誌原主編陳鵬為首。董事長吳遠之先生是我最欽佩的人。我感到這個文學院充滿了活力。我已經榮幸地被文學院聘為簽約作家了。我現在開始憧憬昆明瞭，處理完一些私人事務之後我就要去昆明瞭。

晉瑜：再談談您目前的創作吧？您是“牆內開花牆外紅”的作家，作品在國外很有影響，不知近年來獲得哪些獎項？為何在國內沒有得到足夠的關注？您認為是哪些原因？

殘雪：我仍然在寫長篇，是那種比較深奧的題材。前不久，由優秀的英文翻譯凱倫和陳澤平翻譯的我的長篇小說《邊疆》在美國出版後，獲得了一片叫好聲。據我自己的不完全統計，包括“紐約客”等許多有影響的媒體，一共刊登了二十來篇評論、訪談和選載。連我自己都沒料到會引起這麼大的反響。翻譯的質量是決定性的因素，評論者們認為他們的譯文“透明”，“詩意”，有雕塑感，就像經典童話的意境。大部分評論者自己也是作家。這是自我的長篇《最後的情人》和《五香街》在美國和英國得以獲獎和獲獎提名以後在美、英兩國第二次產生了較好的影響。

我認為我的作品在國內還是得到了應得的關注的，尤其受到年輕讀者的喜愛，這從我每年都要在國內出版四五本以上的書就可以看出來。網絡上也有議論。殘雪迷還是有一定的人數的，我的那些書都是他們買走了。年輕人善於吸收新的知識和信息，思想比較開放一點。國內文壇比較傳統保守，很多人看不慣殘雪和她的作品，當然就不會主動宣傳我。不過這樣也好，我得到了安靜，可以潛心創作。而且同那些處在喧譁中的作家比，我相信我的潛在的影響更大。我用不著批評家來評論我，讀者自然而然會去找我的書，擋也擋不住。比如我的70萬字的新長篇《黑暗地母的禮物》，從2015年出版以來，還沒有一篇專業的評論在媒體上刊登過，但照樣賣得還不錯。談到這部作品的出版，我首先要感謝我的摯友、文學評論家和出版家龔曙光先生，我一直認為他具有一流的文學品位。

晉瑜：您的作品在國外受到歡迎，翻譯的渠道有哪些？是譯者主動和您聯繫嗎？您又如何看待目前很多部分的“走出去”項目？這種主動走出去和被動的翻譯，有何區別？

殘雪：我的作品的翻譯大部分是殘雪作品的研究者，專家，他們的中文和外文水平都很高。比如日本的近藤直子，傾其一生研究和翻譯殘雪作品，還在東京成立了“殘雪研究會”。近藤直子的去世（2015年）是我一生中最重大的損失。

再比如美國的凱倫和陳澤平，以及安娜莉絲，他們都是極為優
秀的翻譯家，多少年都難遇到一位的。而且他們都是全才，是
因為特別喜歡殘雪作品才找到我的。我相信我同我的這些翻譯
們都會是終生好朋友，我們之間一直有頻繁的文學上的交流。

我只懂一種外文，就是英文。我的英語翻譯們每出版一部作品
前都會將譯文交給我閱讀，讓我提意見。我很感激他們。至今
為止我已出版了9部英文著作，70萬字的新長篇《黑暗地母的
禮物》也正在美國籤合同，這都是這些一流翻譯們的功勞。

我不想評價“走出去”的項目。我認為，一位翻譯必須像戀人一樣愛上一部文學作品，才有可能將作品翻譯好。而這種機會可遇不可求。我等待了三十幾年，才有了今天的收穫。搞文學就必須耐得住寂寞。

（轉載自2017年《中華讀書報》，殘雪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