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健友博士(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与马来西亚华人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文化是人类行为的整合型态,透过知识的分享与传递,从隐性转化为显性,并为世人所了解。中国在马来西亚相互投资已进入知识经济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赖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与马来西亚在能源、环保、通讯等领域的合作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并成为中国对马来西亚扩大开放及展开合作的重要推动力量,而这种双边经贸的合作关系将为世界各国树立一个成功的典范。
在今天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取得与应用,是许多社会乃至于国家能否成功发展的重要关键,这显示了知识的再现与分享之重要。那么,如何克服知识流量的隐藏性呢? 知识的分享在每个发展或转型政策议程中都非常重要。在企业文化的分享过程中,马来西亚企业利用中国的专业知识生产新产品和服务, 并尝试将隐性知识转变为编纂形式,以便往知识经济转型。由此而言,知识是一种可以用来传递的流量,而此知识流量则与隐性知识有关。知识若为隐性,则很难为他人所察知,除非人与人之间相互分享知识,否则将会难以达到传达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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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利用汽车作为例子。首先,要了解汽车,我们也许可以对有关汽车的所有组件结构资料进行分析,不过这显然没有多大用处,因为我们实在无法从这样的资料看出它到底是什么款式的汽车。这些组件清单提供了我们一部分的资讯,但同样的,绘制设计图也可以提供我们相关的知识——文字知识。这是一种显性知识,它可以实在地告诉你如何生产这款汽车。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资讯才能使知识有效、有生产力。仅仅知道如何生产某一款式汽车并不足够,你还需要得到该组件清单。在决定要做特定款式的汽车前,你需要获得更多的资讯,譬如消费者会对该汽车抱有什么期望或偏好,而这体现的正是如何重新塑造新知识管理的真谛。马来西亚的良好治理方案应该建立于马来西亚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之上。问题是,马来西亚政府是否能建立良好的治理结构? 马来西亚企业是否能够有效利用中国的专业知识,并与之匹敌?对马来西亚政府和本地企业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要与中国携手合作,将潜在的隐性知转换为显性知识,成为组织内可分享及可重复使用的资产。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吴翠玲指出,许多国家现在视中国为“在没有开放政治的情况下维持资本主义经济的替代途径”和“威权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模式”。这些担忧不无理由,但认为中国对马来西亚的投资可以被遏止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投资本身不一定是个问题。中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是新趋势,尤其是美国在当今世界经济秩序的主导者之间的差距日益缩小。若处理有方,这种新趋势可以刺激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同时推动善政的实施。
尽管显性知识的延续主要是在特定历史条件或背景之下,马来西亚企业虽然普遍采用了隐性式的经营运作模式,但在经济变迁的进程中,马来西亚企业的经济运作模式也在适应各种经济环境,并在时代的变迁中不断地进行调整。与此同时,马来西亚企业的经济运作模式也建立在传统的行业之上,日趋产生了一些现代化特点,这概念框架主要表现了四大特点,即经济运作的业缘化和现代化同步、本地化和国际化并重、多元化和集团化共存以及网络化。马来西亚企业希望在未来能够与中国匹敌,并利用中国的主导模式微观运作和新知识经济宏观运行,以便融会于东南亚经济变迁的潮流之中。
这是一项由东南亚社科研究中心 (SEARCH) 与拉曼大学学院商业与政策研究中心联合呈现、并由马来西亚一带一路委员会协办的社会责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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