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就各位】牛油小生／1985年的足球賽
現在我們會形容足球迷是球隊的第十二人，但曾經他們的代名詞卻是：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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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蘭是現代足球的發源地，也是足球流氓文化的大本營，這一文化往往與青少年有關，一如撰寫現代足球史的大衛·哥德布拉特（David Goldblatt，1965-）形容的：“新球迷文化的起點，幾乎與每個國家的青年反抗運動同步。”
1960年代，英國高速資本主義化、青少年次文化興起、足球聯賽蓬勃發展球隊與地方身分政治結合，加上新納粹、毛主義、無政府主義種種左右激進思潮，社會中無處發洩的陽剛意志，在足球場外找到了大行其道的舞臺。
曾因足球暴力被捕的西哈姆支持者比爾·加德納爾（Bill Gardner，1954-）在自傳裡寫道：“足球暴力無所不在。那就是足球世界。那就是一種生活。大多數那個年代的人，1970、1980年代的人，不會稱之為‘足球暴力’。那是一種生活方式。”
那是一個怎樣的年代？比爾回憶1960年代末球場看臺的日常：人太多、廁所太遠，球迷隨便撒尿。想像看球看到一半，溫熱騷臭的水柱當著你的頭頂澆來。相聲大師侯寶林（1917-1993）諷刺民國時期看京劇的混亂場面，裝女人的聲音尖聲道：“怎麼下雨了？唉，樓上的，你的孩子撒尿！”這就打起來了。
為何打架，比爾有自己的叢林法則，他批評其他一些足球流氓只為打架生事而活，他動手只是因為熱愛球會，要保護家人，如今他已經是西哈姆球迷圈的傳奇人物。
比爾有自己的辯解：暴力的家庭環境、14歲出走打工、17歲匆匆結婚生子，只有西哈姆帶給他家的溫暖，流氓文化就是他的認同政治。
幫派與行幫橫行
“摩德族”（mods）、“光頭黨”（skinheads）這些英格蘭的足球“幫派”（gangs）與“行幫”（firms）席捲整個歐陸，形成失控的球迷文化。暴力問題在1980年代達到高潮，並於1985年5月29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海塞爾球場製造了人間地獄。
在那場萬眾期待的歐冠決賽開踢前，聚集在X看臺的狂熱利物浦球迷趁著酒興向Z看臺的尤文圖斯球迷發動攻勢，年久失修的看臺磚牆不堪重負倒下，最終壓死39人，數百人受傷。在狂亂的氛圍裡，歐洲足聯以擔憂取消球賽會使暴力加劇為由，繼續比賽，鎮暴隊全副武裝在球迷製造的狼煙裡迷茫，當法國傳奇球星普拉蒂尼（Platini，1955-）為尤文圖斯射入致勝的爭議點球，被壓死的球迷仍屍骨未寒。
球迷的流氓行徑、不合格的主辦場地、管理不當的主辦方以及懦弱的歐洲足聯合力寫下這現代足球歷史最黑暗的一頁。
英格蘭球迷惹得人神共憤，英格蘭球隊全數被禁止參加歐洲賽事，當時的英國首相“鐵娘子”撒切爾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1925-2013）順勢整治足球流氓問題，《足球支持者法》於1989年誕生，此後幾經演進，被奉為治亂的法典。
足球迷文化在世紀末日漸仕紳化、國際化，但一些暴力因子仍根深蒂固，以種族主義、反移民、厭女等症狀侵蝕這個世界。恨鐵不成鋼的球迷甚至會騷擾自家球會的球員，資訊發達的當下，球迷隨時可以通過社交媒體辱罵甚至恐嚇球員，騷亂在虛擬的世界蔓延。
足球既美又醜
足球是集美與醜於一體的運動。
球迷暴動就像是集體難以抑制的本我衝動，甚至可以推想到更幽微的問題。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1935-）就曾借用足球流氓來探討日本戰後複雜的存在主義式課題。
小說《萬延元年的足球隊》主人翁根所蜜三郎的弟弟鷹四在高知山村裡組織足球隊，藉此號召青年加入暴動。鷹四想要複製百年前，也就是萬延元年（1860年）祖父輩在村子裡發動的農民暴動。鷹四通過英雄主義尋求救贖的道路，最終在亂倫與死亡的氛圍中消亡。
蜜三郎與妻子育有一個天生智障的孩子，在小說的開場裡，他的好友更以激烈的方式自殺，周遭的一切讓蜜三郎絕望。不過當蜜三郎目睹了鷹四的掙扎與淪落後，他不得不打起精神面對智障兒子，同時揹負起整個家族的陰暗記憶走向劫後的人生。根所家彷彿就是現代日本的縮影，野心勃勃發動侵略戰爭，英雄主義的號召其實是自我毀滅之道，智障的新生命則象徵原爆的長久影響，大江彷彿在說，戰後的日本必須直面自身歷史的黑暗面才有能力去呵護帶著原罪的未來。
或許這就是為什麼諾貝爾文學獎評委在頒獎詞中會形容大江健三郎在小說中“戮力描寫光”。
大江小說的溫暖之力最終體現在1992年出版的《靜靜的生活》，那個智障的小孩長大了，併為我們獻上另一種對待生活的方式，提供另一種救贖。
回到足球流氓的現象：無論那是純粹的原始衝動、人性之惡所催生的文化，抑或是充滿個人命運之坎坷社會環境歷史景況之幽微的複雜產物，都應當審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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