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家務移工組織顧問納斯麗卡(Nasrikah Sarah)/沒有人的夢想是當kakak。我們是工人,也有人權
納斯麗卡(Nasrikah Sarah)是馬來西亞印尼家務移工組織(Persatuan Pekerja Rumah Tangga Indonesian Migran, PERTIMIG)的顧問。訪談當然少不了家務移工的悲歌,然後喊話“我們也是工人,也有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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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這麼猜想的,僱主讀到這興許就想划走或翻頁了。花錢請人來工作不是天經地義的咩?包吃包住還要求多多?(誒,還真的不是呢。)
但納斯麗卡說,活躍組織的成員多半和僱主關係良好,在同個家庭服務10年以上。“移工充權(empowered)後不代表和僱主關係會變差,相反地,服務質量還會提升呢。”她說得堅定又自信,似乎想說服更多人相信那個理想狀態是可以實現的。
初見納斯麗卡,她身材嬌小,沒有華麗衣裳、塗脂抹粉,是個刻板印象中家務移工的模樣。其實我曾在人群中忽略過她,要不是她前來打招呼,還真沒發現呢。可她說起話來,又是那麼地與眾不同,用“性別平等”“人權”“隱私”來解釋移工與僱主的關係所面對的問題。
我見過那種自信的樣貌,很多不同領域的倡議者、行動者在推動某種理想時,流露出的眼神、談吐都是那麼堅定。她笑說,其實第一次以組織代表的身分在對外會議上發言,聲音抖得很,就像手在發抖。而我不禁慚愧,我的驚訝不就建立刻板印象所致的反轉嗎?
遭遇不公平,展開移工權益爭取之路
那是充權前後的轉變,納斯麗卡其實也走了好幾年。從一開始意識到不公平,帶著疑問找尋答案,進而認識到移工的權益,瞭解當中結構問題。過程中她不只增進知識,也增進信心,把這種意識傳遞給更多夥伴,再一起努力爭取權益。那是從內往外建立自己價值,再影響他人的過程。
“沒有人的夢想是當家務移工的吧……”納斯麗卡反問。她小時候曾想過當講師,可那個時候家鄉有很多推力把她們推出去。經濟狀況不好,很多出國當移工的鄰居把錢寄回來,紛紛買摩托車、蓋房子,一副很成功的樣子。她其實不知道她們在外國到底過著什麼生活,就跟著出國討一個成功的夢。
變現的是創傷,就像糾纏她至今的噩夢。“創傷”(trauma),又是一個在我刻板印象中移工應該不會用的字。“直到現在,我還會做噩夢,夢見做什麼都錯,一直被罵,更何況是他們……”
二十多年前,納斯麗卡初到馬來西亞,第一份工作和兩名菲律賓移工共事。她的薪水只有350令吉,同事卻有兩倍;每逢星期天,菲律賓同事可以放假外出,她不能,還得完成她們剩下的工作。她想出門,但僱主不允許,連開齋節也一樣。若要買東西,她只能請朋友代買。她知道不公平,但沒人能解答,爭取又無效,不願也只能接受。
因緣際會,她參與了在馬印尼移工組織Serantau Malaysia。2014年,她隨組織探望一名墜樓受重傷的建築移工。那是一間悶熱的房間,傷者是無證件移工,受傷兩三個月了,沒有獲得良好治療,臀部都爛了。他想要回鄉,這頭又被同樣來自印尼的代理從中剝削牟利。除了可憐,納斯麗卡還感受到當中的不公義。
剛過去的7月份,納斯麗卡又參與營救了一名印尼家務移工。她被僱主囚禁整整18年,被虐待到體重只剩30公斤。
“我跟你說個挺好笑的事,可是其實它一點都不好笑。”納斯麗卡說,那名移工有次突然抱著她邊哭訴,邊展示手機上耶穌和瑪麗亞的畫像。原來,她是一名虔誠基督教徒,以為一定是自己罪孽深重,耶穌和瑪麗亞才會顯形。
18年,她被僱主硬生生切斷與外界的聯繫,根本不知道已經發明瞭智能手機這種玩意,也沒有聽過YouTube這種影音平臺,可以在手機播放影片。她被囚禁,毫無音訊,遠在印尼的家人都以為她死了,甚至已經報死註銷國民身分。她錯過世間變化,看到手機出現神像,第一時間卻是怪罪自己。
我們照顧僱主的小孩,自己的小孩在家鄉卻無人照顧
2018年,納斯麗卡協助成立印尼家務移工組織(PERTIMIG),成為顧問。星期天放假時,大夥聚集在吉隆坡一處活動室。她們辦過縫紉課、化妝課、英文課,當然少不了教育移工的基本權益。
有次化妝課讓她的心揪了一下。一名成員透露,那是她一生中第二次化妝,第一次是好幾年前結婚時。家務移工與她們服務的家庭婦女無異,也會有想打扮的時候。她們照顧僱主的小孩,而自己的小孩在家鄉無人照顧。
“其實,這是性別平等議題。”納斯麗卡說,好幾個世紀以來人們把煮飯、照顧孩子理所當然視為女性的工作。如今,這些工作只是從一個女性轉嫁到另一個女性身上。可那些明明是家務,是一個家庭內的男女應當分擔的責任。
家務移工議題較其他勞工議題稍稍棘手的是,她們與僱主同住屋簷下,朝夕相處情感是會流動的。你一定聽過,小孩交給移工照顧,感情要好,在外工作的母親難免吃醋。納斯麗卡也說,這種情況很難免,“所以一定要平衡主僱關係,如果陷入僵局,對僱主家庭也不好。”
所謂平衡是好好溝通,相互尊重。PERTIMIG中的活躍成員,不少服務同一個僱主超過10年。當僱主給予應有的權益,她們樂意好好服務,不會動不動就想逃跑或申請回國。納斯麗卡舉例,有個成員的僱主並不阻止她使用社交媒體,“她能夠善用社交媒體,找到很多不錯的食譜,煮好了僱主也很喜歡吃。”
鼓勵成員用藝術發聲
納斯麗卡是行動者,也寫詩。她說,移工不能示威遊行,所以想用比較創意的方式發聲,“藝術是比較溫柔的方式。”她自認第一首詩,純粹是傾吐心聲(mencurahkan isi hati)。她也鼓勵成員寄情於文字,收錄在部落格“We are not slaves” (我們不是奴隸,https://wansid.wordpress.com/blog/)。
最近,她和本地藝術工作者Okui Lala合作導演紀錄片《Rasa dan Asa》在自由電影節(Freedom Film Fest,9月11日)和東南亞短片電影節(SeaShorts Film Festival,9月24日)放映。
紀錄片在2021年冠病疫情最嚴峻,再次實施行動管制期間拍攝。參與拍攝的PERTIMIG成員在攝製團隊指導下,自己在家中用手機拍攝、打燈。她們畢竟是家務移工,每天下班已是晚上10時,攝製團隊也配合著晚上與她們連線,常常拍攝到凌晨2時。疫情期間,他們通過線上會議軟體Zoom,一起聚餐為彼此打氣,一起上英文課,還召開會員大會遴選主席。
會員大會那一幕,候選人紛紛發表競選宣言,要為家務移工爭取什麼福利、倡議什麼權益……她們的人像並列網格,握拳喊口號,撼動了熒幕前的觀眾。那就是納斯麗卡所說,充權後一張張變得有自信的臉龐。
後記:
kakak爭取權益的同時,也可以和僱主維持友好關係
某次先生與家人討論聘請家務移工事宜,他提醒母親,要給予對方休息日,還請母親換位思考,要是自己的孩子一週7天都在工作,肯定會累垮吧。我有點驚訝,他竟身體力行地把尊重移工權益的概念,嘗試灌輸予母親。
訪談中我也告訴納斯麗卡,不是不知道要尊重那些權益,可是我連家中父母、祖父母都說服不了,過去他們與kakak之間的關係我也處理不來啊。一旁與她合作的紀錄片導演Okui Lala也分享,某個組員家裡也想聘請家務移工,卻怕得說不要不要,生怕主僱關係變調啊。
該怎麼辦呢?我想,所謂“充權”應是主僱雙向的,權也不盡然意指權益。紀錄片中充權的kakak認知且善用權益,懂得尊重僱主。我想像得到沒有出現在片中,但簽了知情同意書的僱主。他們一定是經過歡愉的討論,最終同意kakak利用下班時間拍攝。納斯麗卡說“移工充權後不代表和僱主關係會變差”,是得到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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