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冬天,苏曼殊抵达爪哇,在㘃班中华学堂当英文老师。㘃班是革命党海外基地,借“特别通讯处”和其他革命团体互通讯息,领袖黄水淇等积极办校,以教育宣传救国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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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为和尚,苏曼殊嫉恶如仇,写不少反清文章。1898年他到日本求学,结交的都是革命党人。他曾发怒抨击“腹我脂,削我膏,剥我肤,吮吸我血”的清朝政府,说其官员是“逆后贼臣”,激烈行动还包括发动行刺保皇派领袖康有为。他的朋友陈少白认为于事无补,他才没有鲁莽行事,最后云游四方避开纷扰。
苏曼殊对时局时而乐观,时而悲观,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远走南洋和刘师培有关。二人支持革命,经常促膝论政。不料刘师培投入清廷怀抱,众人皆知唯他蒙在鼓里,最后被革命党人投诉,指他也是清廷密探。虽然证明清白,却因受骗而觉耻辱。苏曼殊气自己为出家人,却不知轻重淌政治浑水。恰好爪哇急需英文老师,决定南行,逃离是非地。
1912年春天苏曼殊回国。除了1910年暑假在东京度过以外,其他时间都留在爪哇,前后大约两年。唐蕴玉写〈㘃班时代之苏曼殊及其他〉,替他留下记录。他自己则是真正过客,不在乎痕迹。
但是不多的南洋色彩文字还是可以引发读兴。其中〈燕子龛随笔〉有文字介绍爪哇。他说爪哇即是《佛国记》所称耶婆提,“万历时,华人至爪哇通商者已众”,虽然人数八十余万,但是“自生自灭,竟不识祖国在何方向。”他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末里洞, “有人造石山高数十丈,千余年物耳。其中千龛万洞,洞有石佛,迂回曲折,层出无穷。细瞻所刻石像较灵隐寺飞来峰犹为精美。询之土人,云此石山系华人所造。”这是他少见游记。他说土人称荷兰人为“敦”,意思为主人。我们有“敦”封赐,不知二者是否关联。苏曼殊又说“华人土生者曰哗哗,来自中土者曰新客”。“新客”二字我们耳熟能详,“峇峇”成“哗哗”,倒是新奇,或不适应南洋独有的“峇”字发音?
羁绊红尘恩怨的僧人
“余巡游南洲诸岛,匆匆二岁,所闻皆非所愿闻之事,所见皆非所愿见之人。”他在〈燕子龛随笔〉这么说。他在爪哇时心情不是太好。给两位南社发起人高天梅和柳亚子的信说和“药炉为伍”。他本想去印度,“咯血之症复发,已费去七百余金”,无法成行。感叹自己“磋夫病骨,还剩几朝,尚不可知,焉问归期。”
勤于笔耕的习惯始终不改,小说《断鸿零雁集》就在那时动笔。在上海《太平时报》担任编辑的胡寄尘说“随撰随刊载于南洋群岛某日报,未几,其报停刊”,最后才在上海《太平时报》“重头刊起”。南洋群岛某日报何指?是否和本区域报业最蓬勃的马新有关,至今仍然无法考定。
苏曼殊有二重要书信被重复收录在不同选集里。一封给老师庄湘,一封给好朋友高天梅,都写于爪哇。给庄湘的信重点在讨论佛学,是研究苏曼殊佛学思想重要文字。苏曼殊认为佛教衰微原因不在外界,而在内部。宣扬佛学真理才是正道,他非议借道场以糊口的俗僧。给高天梅的信一样经常被人引用,信中讨论西方文学流派和翻译问题,包括对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和雪莱的看法,以及辜鸿铭和林纾翻译的优缺点。
1912年3月,苏曼殊到上海,任《太平洋报》主笔。同年他写〈南洋话〉,揭露华人在爪哇被压迫窘况,他亲眼目睹荷兰殖民统治者恶行以及华人无处申诉的困扰。他呼吁刚成立的中华民国通过外交努力,保护华人。苏曼殊谈南洋,华人和华侨互用,潜意识里可能理解不是每一个华人最后都落叶归根,回返故里。
“诸天花雨隔红尘,绝岛飘流一病身。多少不平怀里事,未应辛苦作词人。”这是苏曼殊的〈步元韵敬答云上人〉。绝岛即孤岛,他给高天梅的信另有“残僧漂流绝岛”句。他带病漂流爪哇孤岛,虽为僧人,却羁绊红尘恩怨,未能达至诸天花雨的超然境界。眼前有许多愤慨不平事,做一个无所行动的作词人显然是不够的。云上人即张烈,字云雷,浙江温州人,当时在爪哇庞引埠中华学校执教,苏曼殊另有诗题为〈别云上人〉,同样是写给这位飘泊在外的朋友。
多加一趣事。他给高天梅信说他在爪哇有一次和当地商人喝酒,醉卧道中。幸遇友人扶归始觉。“南渡以来,唯此一段笑话耳。”喝酒的苏曼殊,才是我们熟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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