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家精选】黄锦树 / 马华文学百年来

关切祖国抑或居住地、中国意识和本地意识之间的拉锯也一直延续着，地方色彩、南洋色彩的本地意识写作相较于“侨民文艺”（写中国题材），这样的争论也一直是政治的。在殖民地时代，华文知识菁英主张南洋华侨的“双重任务”（同时对居住地和祖国都有政治责任），也要到1955年万隆会议新中国宣布不承认华人双重国籍后，方被迫划下句点。当马来亚走向建国，双重任务自然消解为单一，甚至唯一“任务”。本地意识也自然转化为“马来亚意识”（国家意识、国民意识），不管什么主义，均自然转化为“爱国主义”。

南洋殖民地在二战后20年间纷纷独立建国，那之后，民国的国语国文在那些新兴的民族国家里，只好去除其“国”字，表现为纯粹民族化的形态。但它的政治性并没有随之淡化，甚至反而加剧。当华语文被排除在大马官方语文之外，当民族国家确立了国家教育体制和文化的马来化之后，华语文在国籍之墙内存在上的不政治正确，反而更形尖锐了。此后华语文的使用，带有强烈民族自我认同的意味，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多年以后，在这凡事需考虑马来人感受的国度，华语文即便和爱吃猪肉、用筷子、坚持祖先崇拜一样，被归类为顽固的外来性表征，大概也不过是刚好而已。尤其是在那没完没了、令人疲惫的马哈迪时代。

◢513后，许多题材缺席了

“五一三事件”后官方划定的敏感问题——关于种族、宗教、马来人特权、马共等等题材，在马华文学里均长期的隐遁、缺席。这对以“反映此时此地的现实”为金科玉律的马华现实主义而言，自然是个无情的反讽。现实既然如此，似乎也莫可奈何。如果不晓得隐微表达的技艺（旧体诗和现代主义其实都有那样的装备），就只能保持沉默。那集体的沉默确实令人心痛的反映了某种严酷的大马现实。

如果从1920年算起，马华文学的历史到现在也超过100年了。这期间争论没少过，但有文学史意义的或理性意义并不多，多的是无聊的争吵。可以一记的诸如：1939年的“几个问题”、1947至1948年的“马华文艺的独特性”／侨民文艺大论战，1960年代的现代诗论战、90年代的经典缺席论争、断奶论等，多关涉马华文学的自我确认、被认可、评价之类的“存在感”问题。

马华文学的初始，是一种地方文学。地方感和地方特色、地方经验仿佛是它最自然的本真状态，也是文人用以确认马华文学殊异性的初始要件，乡土是它的另一个名字。但地方感经常是一种浅薄表面的历史经验。

马华文学的地方色彩写作开始得很早，从19世纪晚清游宦士人的竹枝词，20世纪南来文人的采风、“食风”，一直到建国后土生世代的乡土写作。它可以是一种异乡异闻，也可以是一种本土意识、爱国意识的体现，一种最表面的“马华文艺的独特性”。

1960年代开始，留台（航向孤岛民国）给马华文学带来不同的生机。但也有人认为它不够本土—— 不够土，不够简单，不够朴拙，太过“文学性”。

◢太关心社会，没关心自己

悠悠百年，有名姓可考的马华写作人不只千人，累积的作品可以堆满好几个书架。但是否能超越地方文学的格局，还是很不乐观。长期以来，它都太过关心社会、政治，没什么时间关心自己。

身处世界文学边缘之边缘的阴影地带，马华文学是否能超越地域的囿限一直是个艰难的问题。不少前辈先贤一直渴望用“自身的标准”来评断马华文学（“以马华文学为方法？”），但拈出的现实主义论仍然是中共革命文学的拙劣模仿，一种“大国理论”的山寨版。其实我们所有资源都是外来的（当然，包括“小文学”论、离散论什么的），几十年间文学的细微演变动力也都来自外部资源，诸如现代主义，美食文学，旅行文学，性别写作，到“后现代主义”。这些其实都不是问题，不必担心它们会影响马华文学的“纯度”。把门都关上了才是问题。历史证明了，那总是等待被反映的“现实”本身很难促进文学的自我更新。

百年来，在这块季风吹拂的土地上，有人南来、有人土生；有人北归，有人北漂；有人西迁，有人东移；或浮或沉；或不知所终，或葬于斯。其实很少人会去写作，读者也一直很少，编个相关读本还是有必要的。

（按：原题为〈南方〉，标题为编辑自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