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家精選】黃錦樹 / 馬華文學百年來

關切祖國抑或居住地、中國意識和本地意識之間的拉鋸也一直延續著，地方色彩、南洋色彩的本地意識寫作相較於“僑民文藝”（寫中國題材），這樣的爭論也一直是政治的。在殖民地時代，華文知識菁英主張南洋華僑的“雙重任務”（同時對居住地和祖國都有政治責任），也要到1955年萬隆會議新中國宣佈不承認華人雙重國籍後，方被迫劃下句點。當馬來亞走向建國，雙重任務自然消解為單一，甚至唯一“任務”。本地意識也自然轉化為“馬來亞意識”（國家意識、國民意識），不管什麼主義，均自然轉化為“愛國主義”。

南洋殖民地在二戰後20年間紛紛獨立建國，那之後，民國的國語國文在那些新興的民族國家裡，只好去除其“國”字，表現為純粹民族化的形態。但它的政治性並沒有隨之淡化，甚至反而加劇。當華語文被排除在大馬官方語文之外，當民族國家確立了國家教育體制和文化的馬來化之後，華語文在國籍之牆內存在上的不政治正確，反而更形尖銳了。此後華語文的使用，帶有強烈民族自我認同的意味，是一點也不奇怪的。多年以後，在這凡事需考慮馬來人感受的國度，華語文即便和愛吃豬肉、用筷子、堅持祖先崇拜一樣，被歸類為頑固的外來性表徵，大概也不過是剛好而已。尤其是在那沒完沒了、令人疲憊的馬哈迪時代。

◢513後，許多題材缺席了

“五一三事件”後官方劃定的敏感問題——關於種族、宗教、馬來人特權、馬共等等題材，在馬華文學裡均長期的隱遁、缺席。這對以“反映此時此地的現實”為金科玉律的馬華現實主義而言，自然是個無情的反諷。現實既然如此，似乎也莫可奈何。如果不曉得隱微表達的技藝（舊體詩和現代主義其實都有那樣的裝備），就只能保持沉默。那集體的沉默確實令人心痛的反映了某種嚴酷的大馬現實。

如果從1920年算起，馬華文學的歷史到現在也超過100年了。這期間爭論沒少過，但有文學史意義的或理性意義並不多，多的是無聊的爭吵。可以一記的諸如：1939年的“幾個問題”、1947至1948年的“馬華文藝的獨特性”／僑民文藝大論戰，1960年代的現代詩論戰、90年代的經典缺席論爭、斷奶論等，多關涉馬華文學的自我確認、被認可、評價之類的“存在感”問題。

馬華文學的初始，是一種地方文學。地方感和地方特色、地方經驗彷彿是它最自然的本真狀態，也是文人用以確認馬華文學殊異性的初始要件，鄉土是它的另一個名字。但地方感經常是一種淺薄表面的歷史經驗。

馬華文學的地方色彩寫作開始得很早，從19世紀晚清遊宦士人的竹枝詞，20世紀南來文人的採風、“食風”，一直到建國后土生世代的鄉土寫作。它可以是一種異鄉異聞，也可以是一種本土意識、愛國意識的體現，一種最表面的“馬華文藝的獨特性”。

1960年代開始，留臺（航向孤島民國）給馬華文學帶來不同的生機。但也有人認為它不夠本土—— 不夠土，不夠簡單，不夠樸拙，太過“文學性”。

◢太關心社會，沒關心自己

悠悠百年，有名姓可考的馬華寫作人不只千人，累積的作品可以堆滿好幾個書架。但是否能超越地方文學的格局，還是很不樂觀。長期以來，它都太過關心社會、政治，沒什麼時間關心自己。

身處世界文學邊緣之邊緣的陰影地帶，馬華文學是否能超越地域的囿限一直是個艱難的問題。不少前輩先賢一直渴望用“自身的標準”來評斷馬華文學（“以馬華文學為方法？”），但拈出的現實主義論仍然是中共革命文學的拙劣模仿，一種“大國理論”的山寨版。其實我們所有資源都是外來的（當然，包括“小文學”論、離散論什麼的），幾十年間文學的細微演變動力也都來自外部資源，諸如現代主義，美食文學，旅行文學，性別寫作，到“後現代主義”。這些其實都不是問題，不必擔心它們會影響馬華文學的“純度”。把門都關上了才是問題。歷史證明了，那總是等待被反映的“現實”本身很難促進文學的自我更新。

百年來，在這塊季風吹拂的土地上，有人南來、有人土生；有人北歸，有人北漂；有人西遷，有人東移；或浮或沉；或不知所終，或葬於斯。其實很少人會去寫作，讀者也一直很少，編個相關讀本還是有必要的。

（按：原題為〈南方〉，標題為編輯自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