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姑阿比丁.外交礼仪中的同情心

然而，当我发布我在2017年日本皇太子——现在的天皇——来访时与他见面的消息时，没有人表示抗议，尽管以他祖父之名的帝国以暴行和毁灭性的方式入侵马来亚（而今年是“向东学习政策”的40周年）。

没有人抗议我和印尼前总统苏西洛坐在一起，他出席了上个月在国民大学（UKM）举办的第五届端姑慕克力兹校长讲座，尽管该国在反对马来西亚成立的权利的时候，他还是印尼军队的一名现役军人！（幸好在他的精彩讲座后，唯一“落败”是他的排球队）。

事实上，在马印对抗期间，一名为大马方作战的廓尔喀人兰巴哈杜尔林布（Rambahadur Limbu）被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及马来西亚英勇奖章)，他最近因向伊丽莎白致哀而受到关注，但在我们现在的土地上首次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是在1875年，当时钱纳上尉在芙蓉断崖岭战争期间攻占了一座寨子，与严端安达领导的部队作战。

我也为我的祖先感到骄傲，他是最后一位亲自带兵打仗的马来统治者。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斗争精神。如果不是廓尔喀援军及时赶到，他差点就赢了。

但在那场冲突之后的一代，他的儿子端姑莫哈末与其他统治者一起，在地缘政治的现实中为子民服务。由此，皇家马来军团与马来学院——后来的军事和教育机构的原型——诞生了。另一代人见证了我们政府宪政制度的演变——就森美兰州而言，传统民主的习俗制度（adat system）与西敏寺的民选代表制度并存——并最终实现了独立。

随着战争、去殖民化及正常的双边和多边外交关系的世界地缘政治面貌的变化，我们现在是一个主权国家，甚至能够与过去压迫或反对我们的人合作。没有人强迫我们留在共和联邦，或五国联防协议，或每年向英国大学输送1万5000名学生，或被英超联赛迷住。但我们选择了这样做，尽管，也因为我们有着这种历史。

伊丽莎白二世的去世可能会让我们探讨这一矛盾，但这并不是违反外交礼仪的理由，在西敏寺教堂举行的国葬就有许多穆斯林国家元首出席，包括我国国家元首。

我们可以被禁止使用“Rest in Peace”（安息主怀）——但类似“天佑国王”的句子，如“Berkatlah Yang di-Pertuan Besar”（天佑最高统治者），或“Tuhan kurniakan: Raja kita selamat bertakhta”（天佑吾王，万寿无疆）——肯定也是祈愿。只要王室维护宪法和保护人民，所有信仰的公民都能长长久久地高唱这些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