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姑阿比丁.外交禮儀中的同情心

然而，當我發佈我在2017年日本皇太子——現在的天皇——來訪時與他見面的消息時，沒有人表示抗議，儘管以他祖父之名的帝國以暴行和毀滅性的方式入侵馬來亞（而今年是“向東學習政策”的40週年）。

沒有人抗議我和印尼前總統蘇西洛坐在一起，他出席了上個月在國民大學（UKM）舉辦的第五屆端姑慕克力茲校長講座，儘管該國在反對馬來西亞成立的權利的時候，他還是印尼軍隊的一名現役軍人！（幸好在他的精彩講座後，唯一“落敗”是他的排球隊）。

事實上，在馬印對抗期間，一名為大馬方作戰的廓爾喀人蘭巴哈杜爾林布（Rambahadur Limbu）被授予維多利亞十字勳章(及馬來西亞英勇獎章)，他最近因向伊麗莎白致哀而受到關注，但在我們現在的土地上首次授予維多利亞十字勳章是在1875年，當時錢納上尉在芙蓉斷崖嶺戰爭期間攻佔了一座寨子，與嚴端安達領導的部隊作戰。

我也為我的祖先感到驕傲，他是最後一位親自帶兵打仗的馬來統治者。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他的鬥爭精神。如果不是廓爾喀援軍及時趕到，他差點就贏了。

但在那場衝突之後的一代，他的兒子端姑莫哈末與其他統治者一起，在地緣政治的現實中為子民服務。由此，皇家馬來軍團與馬來學院——後來的軍事和教育機構的原型——誕生了。另一代人見證了我們政府憲政制度的演變——就森美蘭州而言，傳統民主的習俗制度（adat system）與西敏寺的民選代表制度並存——並最終實現了獨立。

隨著戰爭、去殖民化及正常的雙邊和多邊外交關係的世界地緣政治面貌的變化，我們現在是一個主權國家，甚至能夠與過去壓迫或反對我們的人合作。沒有人強迫我們留在共和聯邦，或五國聯防協議，或每年向英國大學輸送1萬5000名學生，或被英超聯賽迷住。但我們選擇了這樣做，儘管，也因為我們有著這種歷史。

伊麗莎白二世的去世可能會讓我們探討這一矛盾，但這並不是違反外交禮儀的理由，在西敏寺教堂舉行的國葬就有許多穆斯林國家元首出席，包括我國國家元首。

我們可以被禁止使用“Rest in Peace”（安息主懷）——但類似“天佑國王”的句子，如“Berkatlah Yang di-Pertuan Besar”（天佑最高統治者），或“Tuhan kurniakan: Raja kita selamat bertakhta”（天佑吾王，萬壽無疆）——肯定也是祈願。只要王室維護憲法和保護人民，所有信仰的公民都能長長久久地高唱這些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