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人民奋起自救,拼死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也让海外华人投身于抗战行列,如抵制日货、成立“马来亚华侨各界抗敌后援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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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武汉合唱团前往马来亚、新加坡各地募捐公演一年多,在社会带来极其深远的影响,对本地歌曲创作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也催生出“铜锣合唱团等音乐团体。根据资料,武汉合唱团以戏剧、讲演、歌咏为主轴,有歌曲〈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戏剧《逃难到星洲》(注:每到一地就将歌名改成当地地名);歌剧《杨子江暴风雨》等,合唱团将印制的唱片分发给民众,指挥在场观众一起高唱抗日歌曲,凭着高亢激昂,汹涌澎湃的爱国主义,民众不惜捐献物资,筹募金额屡创新高,源自中国的抗战歌曲传遍大街小巷,甚至还出现小学生沿街叫卖募款,一边唱着〈卖花词〉(潘国渠词)。
“先生,买一朵花吧!先生,买一朵花吧!
这是自由之花呀!这是胜利之花呀!
买了花朵,救了国家!”
1941年,日军登陆哥打巴鲁,轰炸英军基地和机场,掌握马来亚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在东西海岸兵分两路迅速向南入侵,英军全面溃败,被迫退守新加坡。此时,杨励和另一位抗日军兼马共成员──杨果被逮捕,押进监狱,或许二人对日军的残暴统治,滥杀无辜的行为有所感触,被遣返中国前,一起创作了〈保卫马来亚〉(杨果词、杨励曲),呼吁马来亚人民必须团结,为自由解放斗争,誓死保卫领土完整,打倒日寇迎接光明。随后,新加坡沦陷,英军投降,日据时期开始。
遣返中国途中,杨励和杨果又写了另一首歌──〈告别马来亚〉,却不被中国允许入境,恰巧碰上太平洋战争,日军偷袭珍珠港,二人最终折返新加坡,并获得释放。根据麦留方,杨励无法上岸的原因,其中或许存在着虚拟认同在现实世界里又不被认同回国接受的可能。从他的书《虚拟认同:早期马来亚华人的爱国歌曲》里的研究显示,他认为第一代华侨对祖国(中国)的认同感情是真实的;当第二代、第三代开始融入当地社会后,他们对于原乡人事物的认知有所局限,或许完全没见过、体会过,即使他们仍延续和保持着认同回国的某种共同文化,但对祖国的认同几乎是想像的。从歌词探讨,我们可以看到马来西亚华人对国家的情感与认同,随着抗日运动出现转变和深化,从“救国(祖国)”到“卫国(马来亚)”。我猜,杨励的父母在二战前移民到马来亚,而他和杨果都是第二代土生土长的华人,从长辈的口中了解中国,感受他们历经的点点滴滴,或激动,或酸楚,或愤懑等,于是才写下“我们第二的故乡”这样的歌词。
“今夜别离你/奔向艰苦搏斗的中原/我们默默在怀念/美丽的马来/我们第二的故乡”
对这片土地的冀望而歌唱
1957年,马来亚宣布独立。历经几次的改朝换代,抗战歌曲变成了禁歌,人民转唱马来西亚的国歌、州歌、爱国歌曲,如〈Jalur Gemilang〉、〈Keranamu〉等。篇幅有限,这里只能再略略选其他作品。黄明志除了对大马政经时事直言批判,也写了几首爱国歌曲,如〈Ali Ah Kao dan Muthu〉;Madison刘汉杰的〈马来西亚。我的〉,在疫情时期,集齐多位本地艺人诠释爱国精神。值得一提的还有Anak Borneo婆罗州之子的〈谁是你啊谁是我〉。这首歌在2017年的爱国歌曲创作比赛夺下冠军,作者表示想借此表达对这片土地的冀望和感想。
“同一片天空/同一种笑容/同在这片土地/同一个屋檐下/这里是你我的家”
谁是你啊,谁是我?言外之意,即是何必纠结于身分认同,何必分你我?无论来自哪个州属,都不该分肤色、种族和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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