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大家都認同語言勸導和行動輔助會遠比律法阻遏,能夠更有用地幫助他們走出自殺的死衚衕時,我們還有什麼理由踟躕拖沓法典條文的修改步伐?
儘管自殺除罪化看似合乎當下大環境,但衛生部長凱里和總監諾希山的努力仍然是面對重重阻力。凱里日前才坦言對於自殺除罪化,“內政部似乎不太同意”。對於事情這樣的發展,似乎是預料之中。現實中很多東西我們都知道要改變,但就是推動不了的,也不只是這麼一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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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是,打從冠病疫情爆發以來,各行各業面對巨大經濟衝擊,也間接延伸出了不少因為挺不住壓力,產生抑鬱、焦慮等心理情緒而走上自殺一途者。根據凱里表示,我國去年總共有1142宗自殺案件,比起2020年疫情爆發之初的631宗,足足增加了81%。
也由此可見,冠病爆發時封城所帶來的重創,在後疫情時期才陸續顯現出來。表面上我們看到一些行業似乎正慢慢地復甦,特別是在多國開始放鬆限制,旅遊業恢復正常,不少人“高高興興”出國遊玩了。大家的感覺是回到過去的常態日子只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可是自殺人數上升的數據卻正殘酷的告訴我們,還是有很多人挺不下去了。特別是在整體經濟開始回暖之際,他們“掉隊”了。這些人大部分都是中年人,在汰舊換新的現實商業運作下,“中年危機”驟降,一下子就把他們打垮了。
並且根據衛生部社會心理支援熱線數據統計,2020年3月至今所接獲的電話中,有74.3%或逾22萬通,是在冠病疫情期間所面對的慢性壓力、抑鬱和焦慮,需要精神援助及輔導。其實疫情所帶來的重創,遠遠不僅是財務困境那麼簡單,在失去工作之外,很多人還面對家庭困境,諸如離婚、親人死亡、家庭糾紛及暴力等因素。
自殺率劇增的現實,反映了自殺有罪的刑事法,並不能有效的阻止人們自殺。然而要改動法案,即使看起來“合乎需要”,也絕對不是像人們所想象的那麼簡單,它涉及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律法上的條文,其複雜程度更是遠超普通人的想象的。從衛生部積極與內政部和警方溝通,並“與彼等商討總檢察署的研究報告,以爭取他們的支持”,然後“再次向內閣提呈備忘錄,才決定是否在國會下議院提呈法案修正刑事法典,落實企圖自殺除罪化”的“過程”,其複雜難度就可窺見一斑。
在摒除一時衝動為情自殺的青少年外,一個人會走到結束自己生命的這一步,他所經歷和麵對的困境,絕對不會是普通一般的難題。在這種情形下,自殺有罪的刑罰對他們而言,是毫無意義的。就像凱里所言“只在高樓大廈安裝防護欄是無法阻止他人自殺的”,他們所需要的是更具體和有作用的輔導和協助。
眾多宗教也不接受自殺行為,但卻更人性化地給予他們心理和實質上的協助,將他們拉出困境。當大家都認同語言勸導和行動輔助會遠比律法阻遏,能夠更有用地幫助他們走出自殺的死衚衕時,我們還有什麼理由踟躕拖沓法典條文的修改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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