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青春正盛的女性在法院前點燃自己,那是何其慘烈且絕望。
她叫薩哈爾·霍達亞里(Sahar Khodayari,1990-2019),人們又稱她“藍色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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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哈爾是德黑蘭獨立足球俱樂部的球迷,不過伊朗在伊斯蘭大革命之後,於1981年禁止女性入場觀看足球賽,這位90後從來沒有機會昂首闊步走入足球場。2019年3月,她女扮男裝混入阿薩迪體育場,在對壘艾因的亞洲冠軍聯賽中為德黑蘭隊加油吶喊。
薩哈爾女扮男裝的故事沒有花木蘭的蕩氣迴腸,沒有梁祝的悽美浪漫,只有性別歧視、恐怖統治下最悲劇的抗議。薩哈爾被捕,在羈押所待了3天,回家後又苦等了半年,結果德黑蘭伊斯蘭革命法院告知她可能面對半年的牢獄之災。
薩哈爾以肉身燒出的火花,刺痛了人們因習慣黑暗而麻木的眼瞳。薩哈爾的死喚醒了沉默的大眾,一些人開始在社交媒體抗議,伊朗球星阿里·卡里米(Ali Karimi,1978-)甚至呼籲球迷罷看比賽。
國際社會的震怒,加上國際足球總會(FIFA)的介入,薩哈爾逝世一個月後,伊朗主場對壘柬埔寨的世界盃入選賽,當局終於允許女性進場。
女性禁入球場
薩哈爾的經驗絕非孤例,多少熱愛足球的伊朗女性長期被拒於球場門外,多少人又想出千百種法子混入現場。伊朗名導賈法爾·帕納希(Jafar Panahi)2006年獲柏林電影節金熊獎的作品《越位》,便通過一群闖關失敗的女球迷,揭露禁令的荒謬。
這部電影因帕納希的女兒而起。有次帕納希正準備去球場看比賽,10歲的女兒央求一同前往,她很好奇球場內的世界。帕納希與女兒約法三章,一旦被阻止,小女孩就得自行回家。帕納希在一次受訪時回憶當時情景:“我們到了那裡,我一直堅持說女兒才10歲不過個孩子就通融讓她進去吧,但他們就是不準。我當時幾乎是在乞求了,但我的女兒阻止我,她讓我先進去,她自有辦法。10分鐘後我看見她進來,我問她是怎麼辦到的?她告訴我:‘總會有辦法的。’”
《越位》揭示對女性的不公
《越位》將時間點設在2006年世界盃外圍賽伊朗主場對壘巴林的關鍵賽,地點就在阿薩迪體育場。只要獲勝,伊朗就能拿到世界盃正賽的資格,全國各地的球迷雲集德黑蘭,包括劇中的少女們,她們原想各顯神通,買黃牛票,喬裝,卻總有煩人的衛兵阻撓。少女一個個被帶到臨時架起的圍欄裡,由一個暴躁的軍人看管,他手下有個滑稽的同袍,全劇是少女與軍人的對弈,足球缺席,只能憑藉場內傳來的噓聲、感嘆和歡呼聲感受球賽的進展。
反諷的是,在足球規則裡,裁判捉越位是為了比賽的公平,但在電影《越位》裡,“越位”的女性卻因為荒唐的制度而被捕。
軍人儘管暴躁、憂鬱,卻是個憨厚的農民,他一心只想完成服役,趕快回鄉放牛,被圍起來的少女彷彿他的牲畜,但更多時候少女得以反客為主,一次次動搖軍人的信念:為什麼女性不能進場看球賽?因為裡頭都是男人的謾罵和詛咒。為什麼日本女球迷可以進場看比賽?因為她們聽不懂我們的語言。為什麼電影院男女可以同席?那不一樣,你看到的一定是一個個家庭。那我跟著父親兄弟就能進場看球了嗎?哎!這我管不了(暴怒)……
執行者執行著莫名其妙的任務,禁令其實是雙向的無奈與剝削。
比賽還未完結,少女們就被送上巴士前往羈押所。一路上她們收聽電臺,評述員講解傷停補足時刻球場的實況:巴林隊大反擊,伊朗龍門險象環生……終場哨響,伊朗打入世界盃,車窗外興奮的人兒鳴笛慶祝,路旁民眾手舞足蹈,熱情的餐廳主人免費招待甜點,兩個衛兵被拉入舞池,少女們藉機一鬨而散,邊逃亡邊慶祝,彷彿達成了某種和解……
遺憾的是,許多年後,在現實中,薩哈爾選擇用生命來抗爭。
少女暴斃引發抗爭運動
賽場的禁令也許鬆綁了,但伊朗政府對女性的壓抑甚至變本加厲,22歲的瑪莎·艾米尼(Mahsa Amini,2000-2022)因為“沒戴好頭巾”被宗教警察逮捕,羈押期間突然昏厥,昏迷3天后死亡。瑪莎疑似被毆打、昏厥後當局也延遲送醫,但官方聲稱瑪莎患有先天疾病才會暴斃,這說詞遭瑪莎家人反駁,震怒的伊朗民眾也連日走上街頭抗議,女性焚燒頭巾、剪掉長髮,男性也挺身支援,這場運動更從爭取女性權益升級到推翻極權政府,狼狽的暴政毫無意外展開鎮壓,已有示威者死亡……抗爭運動目前遠未結束。
《德國之聲》電視臺今年初播放了一部非虛構電影《藍色女孩》,講述伊朗境內庫爾德斯坦山區一群愛踢球的孩子徒手開闢高山足球場的故事。導演凱凡·馬吉迪(Keivan Majidi,1978-)利用漂亮的鏡頭描繪了類似愚公移山的故事:天真無邪的男孩女孩攜手創造一座屬於你我不分性別的公共空間,同時藉此紀念薩哈爾。
他想通過足球告訴我們:哪怕在貧瘠的石山之間,人們都需要這一點點的天真和愚公移山的頑強,去開創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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