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家說書】德純 / 中國已經全面現代化？

當時的清帝國治理目標只有一個，就是“維護體制，而不是最求最高效率”。這是由於清帝國是由不同民族組成的國家，維護體制穩定及帝國順暢的運作就成了主要的目標。當滿人入主中原時，就使用漢人的行政體制來統治漢人的區域。然而，當面對藏人、滿人和蒙古人的治理，清朝則另行推出一套體制。這裡與一般認知不同的是，其實當時的北京城只是滿人在漢人統治的都城，而在承德的夏都及蒙古人的幾座古老王宮、西藏拉薩的都城，都是為了各族而設立的都城。這裡可以看出當時清朝統治者由於察覺文化差異而啟用不同的多族群治理方法。

◢與“一國兩治”異曲同工

清帝國統治的核心在於不直接涉入地方社會，反而鼓勵地方在社會與政治領域有主動作為，目的就是為了以相對較少的資源鞏固對中國的控制。這種統治方式與後來鄧小平所提出的“一國兩治”有異曲同工之處。當然比起如今名存實亡的“一國兩治”，清帝國這種真正“抓大放小”的治理模式在帝國早期和中期確實保證了社會和經濟的高速增長。

但這種統治模式的缺點也在後來19世紀一覽無遺，政府十分難以控制因經濟惡化而反抗的社會。這或許是為何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雖也以維護體制為目標，可是對地方社會的控制力卻比清政府更加強大。根據中國財政部的報告指出，中國2022年在“維穩”上的預算為1,949億人民幣，而教育及衛生健康的支出僅為1,734億人民幣。

清帝國後來的消亡，除了西方貿易對農村經濟的衝擊並破壞清朝經濟循環，還有與日俱增的人口數量對現有資源所造成的壓力，如土地、水源、燃料等天然資源的密集使用把清朝的生態環境推到了危機的邊緣，才有了後來的饑荒與洪災。在經濟上，貨幣體系由於大量的外來貿易而被打亂，則導致了經濟衰退的開端。到了19世紀末，政府為了滿足自身的發展開銷也投入了與地方人民的資源爭奪戰，更是加劇了帝國的衰敗。

清政府雖然想通過改革，大張旗鼓推動自強事業來改變自身的困境，可是受制於不願從根本上改革政治程序和政治制度的心態而成效有限。清政府在面臨外國威脅時只想發展陸海軍力，導致自強運動期間的改革流於零碎。正因如此，一個相對繁榮、治理良善、離現代化只有一步之遙的國家在不到百年間變成一個混亂、腐敗、落後以及貧困的國度。

清帝國的衰敗很大程度是由於封閉型的制度和由上而下的壓榨型經濟造成的，西方帝國主義的入侵只不過是加速了其崩潰的過程。從當時的全球格局來說，帝國面臨的困境也非清朝獨有，而是19世紀各個帝國普遍遭遇的難題，只是清帝國害怕失去手中的政治權利而對改革體制以因應環境改變一事猶豫不決。

如果要深度挖掘為何帝國早期富有革新精神的政治制度會在後來變得不濟，原因或許可總結為“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在經過了盛世以後，帝國逐漸形成了由統治階層、學界精英、商界精英和地主階級構成的既得利益群體。這群體會阻礙任何防止他們前進的勢力和改造，且歷史的事實不斷表明了此群體既難移除，因為這種正式和非正式的影響力與權力來源互相依存。

◢當今中國面臨的挑戰

今天有許多中國人和海外華人都為中國近年來的經濟與社會進步而感到自豪。可是，中國政府的經濟騰飛很大程度歸功於二戰後的逐漸全球化，中國源源不絕的廉價勞動力，吸引全球多種商品將其當成最終的組裝地。可是隨著各種基礎建設的完善和勞動價格上漲，近年來供應鏈已經逐漸轉移到了越南和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這也意味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遲早要告終。

清朝對於當今最大的啟示，是雖然經濟改革能夠在不依賴社會和政治改革之下前行，卻會在某個時期遇到瓶頸。真正的改革必須從社會和政治層面來進行，才能鼓勵經濟有多方面的發展。中國共產黨在過去四十多年來鮮少面對來自民間社會的挑戰，很大程度歸功於人口紅利帶來的經濟發展。人民在得以享受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同時，也不會對中共的統治有任何的怨言。可是，隨著人口老化及少子化的影響，這種統治模式已經失去優勢。

正因眼看中國社會將會出現失控的跡象，中國共產黨在面臨這種挑戰時與清朝一般，寧願選擇走向另一條道路也不願意選擇自下而上的社會改革。中共由於擔心人口老化會危及經濟成長，所以於2015年末開始鬆綁數十年的一胎政策。此外，在習近平上臺後，由於害怕無法維持經濟成長和無法控制日漸多元的社會，開始通過凸顯黨國的偉大以及“中國夢”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敘事，來為中共統治的合法性背書。

◢對政治和社會鬆綁，打造新社會

當今中國或許在許多人眼中已是一個“現代化”國家。可是這不能掩蓋由於其政體缺陷而逐漸緊張的社會問題，中國政府如今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在不改革政治的情況下維持政權，並保證經濟的高速發展。清朝甚至許多帝制國家的歷史告訴了我們，這是一個幾乎不可能的任務。中國要在真正意義上成為現代化國家，就必須從政治和社會改革入手，只有對政治和社會鬆綁，才能真正打造出那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新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