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生活在哪個國家,人們都必須對種族滅絕大屠殺的危險保持警惕,其終極目標就是弘揚人道主義,遠離罪惡。
最近我國在全球最種族主義排行榜中名列第二,引起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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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改善種族關係,就必須與國際接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推動“大屠殺教育”,是促進全球公民教育的重要一環。不論生活在哪個國家,人們都必須對種族滅絕大屠殺的危險保持警惕,其終極目標就是弘揚人道主義,遠離罪惡。
“大屠殺”是很沉重的字眼,在我國多元種族社會的“政治正確”氛圍下,很少人討論這個“敏感”議題,但它在國際上是一門顯學,有關“大屠殺”的學術著作汗牛充棟。“大屠殺”如何改寫歷史進程,案例多的是。
也許自小成長在多元種族國度,加上長期在文化霸權籠罩下,造成的“心理陰影面積”極大,揹負著“少數民族佔據多數財富”的“原罪”,似乎成為我們這個“他者”的“宿命”,也直接訓練到我們“本能”地對任何影響到種族關係的風吹草動,都保持高度敏感。出於個人志趣,我閱讀了一些“大屠殺”題材的書籍,並大致歸納成三種論述:
(一)環境決定論:19世紀英國學者馬爾薩斯提出“人口陷阱”理論,他悲觀地認為,食物增長永遠趕不上人口增長,當人口超過資源的極限後,戰爭、屠殺、瘟疫、饑荒等人為大災難就會週期性發生,以減少人口來調節社會壓力。希特勒從中找到思想武器,他認為這個世界的資源有限且匱乏,所以必須以武力奪取“生存空間”。
(二)心理決定論:這一派學者假定“人性本惡”哲學,主要分析希特勒等獨裁者的“成魔”過程,如成長經歷、童年陰影等,作為日後掌權制定屠殺政策的重要推動力量。這些屠夫需要“沉默大多數”服從配合,阿倫特因此提出經典論斷:“平庸之惡”。她認為,犯下最大罪惡的人,往往就是馴化於體制、喪失思考能力、超乎尋常的淺薄、盲目服從上級、對不公不義現象展現思考無能的平凡普通人。
(三)體制決定論:施耐德在著作《黑土》提出新觀點,他認為體制最為關鍵,特別是政府機器中的行政官僚體系,才是“大屠殺”的最終執行力量。“黑土”在中歐形成,主要是這裡的國家主權已被納粹德國和蘇俄消滅,一國主權既不存在,主權之下法律條文所賦予公民權力也就不存在,所以這裡的猶太人從法理上找不到保護來源,殺戮的情況也最為嚴重,這是人類罪惡的終極形式。
綜合以上三種,就形成一個完美的“希特勒世界”,其意識形態威力不在於其邪惡性,而是本質上就具有相當大的誘惑和吸引力,足以驅動很多思考無能的人赴湯蹈火,甚至犯下反人類罪行也在所不惜。
按照亨廷頓的文明衝突劃分法,馬來西亞處在四大文明之間,卻沒發生像其他國家解體後的慘狀。事實上我國種族關係的表面和諧,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壓制所換來的社會穩定。
還好我國家底還算雄厚,土地資源和人口比例不至於短期內掉入“馬爾薩斯陷阱”。但隨著經濟惡化、競爭力無法提升、資源越來越稀缺、年輕人缺少社會向上流動途徑,這種惡性循環到某個臨界點可能就會加速。
如果我們要從教育層面來改善“種族關係”,我認為必須納入“大屠殺教育”,這是為了讓下一代學子對人類罪惡有更深的理解和反思,也讓我們的社會少一些平庸之惡。我們永遠不知道人類內心的黑暗力量到底有多深,面對它和正視它才是防止歷史悲劇重演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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