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新社报道,从山东搬到北京市上地居住的30岁吴先生,将迎来第二胎,在北京有房有车,从事科技工作,拥有可观薪水,一切似乎都进展得很顺利,是离乡赴京并成功跻身中产的众多中国人之一,也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掌权这十年来推动“中国梦”并尝到甜头的一群。
但当前情况似乎开始转变,民众感到愈来愈大的生活压力。有人认为,“中国梦”的定义开始失焦模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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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 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习近平所提出的重要指导思想和重要执政理念。习近平把“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包括让数以千万计的人脱贫,迈入科技经济、制造业供应链等。这带来了新的自由和机会,也为中共带来意想不到的挑战。
打工一族为住房和育儿成本的飙升感到精疲力尽,同时还面对来自社会的结婚压力,这些都因冠病疫情的影响而进一步恶化。
科技行业进入“寒冬”
上地的许多新居民为主导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公司百度、快手和滴滴出行等科技巨头工作。
31岁的张先生大学辍学,20岁出头时与人共同创办了一家初创公司,现在是一家大公司的用户经验设计师。他说,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是为了“未来造福人类”。
像上地那样的一个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传感器和晶片的中心,是中共的上一个五年计划中指定为下一个5年计划必不可少的中国发展阶段。但业内人士警告,整个科技行业已经迎来了“寒冬”。
北京一直在避免大公司坐大,担心这些科技大佬对中国消费者的控制太大,近期采取了一连串大范围的取缔行动。阿里巴巴和腾讯等大公司的收入增长正在下降,该行业的裁员人数正在上升。
中国经济今年第二季度仅增长0.4%——自疫情开始以来的最糟糕表现。张认为,“如果没有新技术的爆发,我们可能会开始放缓或倒退。”
城市生活衍生倦怠感
27岁的短视频平台战略专家李梦珍表示,科技界的普通员工现在把自己标签为 “数字蓝领”,称“我们的情况与1990年代的农民工非常相似。”
她有一份不错的薪水,但没能在上地拥有资产;在那里的公寓每平方公尺至少10万元人民币(约6.45万令吉),这是她远远负担不起的。
像她这一代的人,普遍出现了倦怠感,许多人都在寻求“躺平”的反文化慰藉——放弃无尽的工作,以满足城市生活中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年城市青年失业率屡创新高,在7月达到峰值,年龄介于16至24岁的人中有近20%失业。
部分青年忠於自我
法新社报道,但也有人不屑汲汲营营,选择过自己的生活。在上地的一家咖啡馆内,冯静(译音)说,她刚辞掉一个视频平台的工作,转行当瑜珈老师。
29岁的冯静说:“我是那种追求自由的人。”“我不受金钱或其它先入为主的观念束缚”
从事科技业陈安娜(译音)说,她希望她的薪水够她出国旅行,同时又能奉养父母。“世界上人口已经够多了。依目前社会的发展趋势,没有结婚没有孩子也能生活得很好。”
民工买不起北京房子
70岁的王裕福(译音)10年前从江苏省搬到北京。他带着一群民工在上地区做美化绿色空间的工作,一个月赚人民币6500元(约4200令吉)。这是他刚到北京时赚的薪水的许多倍。王裕福说,相比10年前,生活好很多了,但是那天大的梦想仍是其他人的“像我们这样的人,绝对买不起这里的房子。”
根据官方数据,中国目前有2.9亿人外来民工在城里工作,许多是从事低收入工作。中国严格的落户条件及高涨的生活費,这些民工都不太可能在这些他们协助建设的城市里落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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