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新社報道,從山東搬到北京市上地居住的30歲吳先生,將迎來第二胎,在北京有房有車,從事科技工作,擁有可觀薪水,一切似乎都進展得很順利,是離鄉赴京併成功躋身中產的眾多中國人之一,也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掌權這十年來推動“中國夢”並嚐到甜頭的一群。
但當前情況似乎開始轉變,民眾感到愈來愈大的生活壓力。有人認為,“中國夢”的定義開始失焦模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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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夢” 是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以來,習近平所提出的重要指導思想和重要執政理念。習近平把“中國夢”定義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包括讓數以千萬計的人脫貧,邁入科技經濟、製造業供應鏈等。這帶來了新的自由和機會,也為中共帶來意想不到的挑戰。
打工一族為住房和育兒成本的飆升感到精疲力盡,同時還面對來自社會的結婚壓力,這些都因冠病疫情的影響而進一步惡化。
科技行業進入“寒冬”
上地的許多新居民為主導中國人日常生活的公司百度、快手和滴滴出行等科技巨頭工作。
31歲的張先生大學輟學,20歲出頭時與人共同創辦了一家初創公司,現在是一家大公司的用戶經驗設計師。他說,機器人和人工智能是為了“未來造福人類”。
像上地那樣的一個在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傳感器和晶片的中心,是中共的上一個五年計劃中指定為下一個5年計劃必不可少的中國發展階段。但業內人士警告,整個科技行業已經迎來了“寒冬”。
北京一直在避免大公司坐大,擔心這些科技大佬對中國消費者的控制太大,近期採取了一連串大範圍的取締行動。阿里巴巴和騰訊等大公司的收入增長正在下降,該行業的裁員人數正在上升。
中國經濟今年第二季度僅增長0.4%——自疫情開始以來的最糟糕表現。張認為,“如果沒有新技術的爆發,我們可能會開始放緩或倒退。”
城市生活衍生倦怠感
27歲的短視頻平臺戰略專家李夢珍表示,科技界的普通員工現在把自己標籤為 “數字藍領”,稱“我們的情況與1990年代的農民工非常相似。”
她有一份不錯的薪水,但沒能在上地擁有資產;在那裡的公寓每平方公尺至少10萬元人民幣(約6.45萬令吉),這是她遠遠負擔不起的。
像她這一代的人,普遍出現了倦怠感,許多人都在尋求“躺平”的反文化慰藉——放棄無盡的工作,以滿足城市生活中不可能實現的目標。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今年城市青年失業率屢創新高,在7月達到峰值,年齡介於16至24歲的人中有近20%失業。
部分青年忠於自我
法新社報道,但也有人不屑汲汲營營,選擇過自己的生活。在上地的一家咖啡館內,馮靜(譯音)說,她剛辭掉一個視頻平臺的工作,轉行當瑜珈老師。
29歲的馮靜說:“我是那種追求自由的人。”“我不受金錢或其它先入為主的觀念束縛”
從事科技業陳安娜(譯音)說,她希望她的薪水夠她出國旅行,同時又能奉養父母。“世界上人口已經夠多了。依目前社會的發展趨勢,沒有結婚沒有孩子也能生活得很好。”
民工買不起北京房子
70歲的王裕福(譯音)10年前從江蘇省搬到北京。他帶著一群民工在上地區做美化綠色空間的工作,一個月賺人民幣6500元(約4200令吉)。這是他剛到北京時賺的薪水的許多倍。王裕福說,相比10年前,生活好很多了,但是那天大的夢想仍是其他人的“像我們這樣的人,絕對買不起這裡的房子。”
根據官方數據,中國目前有2.9億人外來民工在城裡工作,許多是從事低收入工作。中國嚴格的落戶條件及高漲的生活費,這些民工都不太可能在這些他們協助建設的城市裡落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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