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明报》报道,地方官为保乌纱在防控措施上“层层加码”,过度检测、破门消毒杀菌、设卡封路等层出不穷;早前贵州一辆防疫巴士在前往隔离设施的途中发生车祸,导致27人丧生,当局防疫过度,在网上引发批评。
湖北武汉在2019年底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疫情,随后数以万计的民众感染冠病病毒,人口逾千万的武汉宣布封城。疫情在全球迅速扩散,成为习近平执政后最大考验,但在举国体制下全民参与防控,最先出现疫情的中国反而成为受疫情影响最小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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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有成,疫情防控在中国上升为首要的政治任务,地方政府采取“严防死守”的策略,对于官员在疫情防控方面亦采取“一票否决制”,地方一旦出现疫情,当地负责的官员可能乌纱不保。
2年半逾2000官员被问责
据《明报》初步统计,从2020年初至今超过2年半的时间,中国已问责处分近2000名涉疫情官员,单就最先出现疫情的武汉,就有630多名履职不力官员被问责。今年7月,甘肃兰州市城关区出现的一轮疫情,当局就处理37名干部。
中国的严密清零政策,增加地方官员被问责的可能,许多官员并非违规落马,而是因“无大局观”,或在疫情面前“无作为”而被问责。
对于防疫政策出现的乱象,中央多次警告地方官员要坚决防止简单化、一刀切和层层加码,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并提出“九不准”,包括不准随意将限制出行范围扩大;不准对来自低风险地区人员强制劝返、隔离;不准随意延长管控时间;不准随意扩大隔离人员范围及延长隔离时间;不准以疫情防控为由拒绝为急危重症患者提供医疗服务;不准随意设置防疫检查点等,以平息愈来愈多人对强硬封控的愤怒和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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