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比赛这个能为一家大小带来娱乐的赏心乐事,在全世界社会的某个层流,存在着不为大众所知的悲哀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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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东爪哇足球赛事的死亡悲剧,让全世界再次关注足球流氓的问题。
提起足球流氓,英国(更准确的说,是英格兰)是全世界老大;这些足球流氓跟着球队在国内外的赛事、赛前或赛后的多年赫赫战绩,让他们获封为“英国病”(English Disease)的“国宝级荣耀”。
但是,足球流氓并不只存在于英国,而是全世界的问题。事实上,足球比赛这个能为一家大小带来娱乐的赏心乐事,在全世界社会的某个层流,存在着不为大众所知的悲哀暗角。
波兰Andrzej Frycz Modrzewski Cracow University研究员一篇题为“The Soc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Aspect of Football Hooliganism”的文章,引用多个社会学家的研究,以社会学角度解释足球流氓现象(参见2020年11月《Teisė》期刊文章)。
其中“次文化”(subculture),是指社会无法被主流文化接受的一小群人所塑造的非主流、小众文化,而这种次文化,时常拥有和主流文化相冲突的价值观。
次文化是如何产生的?
当某人无法达到(或具备)现代社会主流文化所预期的要求、特征或技能(比如,赚较多钱的工作能力、为人设想的公民意识、尊重女性权益的思维、文质彬彬的“好邻居”气质、奉公守法的观念),而又无法调整心态、提升能力融入社区时,这些被排斥的人可能倾向于结合在一起,形成次文化圈子,让他们在和自己相应的文化水平上,感觉到被接受、欣赏、认同和尊重。
换个角度来说,就是次文化圈子的群体,无法接受、认可主流文化圈子定下的“社会规范”(social norm),亦即特定情境下,大多数社会成员都广泛认同的行为标准。
除了次文化假说,还有其他社会心理学的学说,可用来解释足球流氓现象;但一般学者认同的是,足球流氓大多是来自社会低层阶级的年轻男性,而这些人对主流文化圈子塑造的社会结构和形态(例:公司只聘请有大学文凭的知识分子、社会看不起相对贫穷的劳工阶级群体)、社会“阻碍”他们在事业上的成功、社会对他们种种“不合理”的期待、成见和歧视,都有很大的不满和怨愤。
日愈累积的怨恨结果,就是我们常在媒体上看到的街头闹事、暴力激进行为、酗酒、飙车等,藉着这种街头捣乱行为来引起注意、宣泄情绪。
参与足球暴力的流氓,则是藉着“XX足球俱乐部”的身分象征,藉着赛事(不管有没有输球)来反抗社会对他们的“不公平对待”。
在网络世代,“英国病”这传播力强的瘟疫,因互联网、社交媒体无远弗届的威力,会感染更多足球流氓,引发更多球场内外的暴力事件。在我国,其中较严重个案,是2015年9月发生在沙亞南体育馆的暴力事件;当时的世界杯预选赛中,沙地以2比1领先我国,流氓们就开始在看台上滋事,并向场内丢掷烟雾弹和烟火,导致赛事被取消。
在这一起印尼足球联赛的骚乱事件,因为足球流氓种种恶名昭著的过去,不管警方的错误管制是否是源头,大众多不会认为“错不在足球流氓”。
但在怜悯无辜丧失性命的孩童、民众和警察的同时,不只是马来西亚足球总会(FAM)必须引以为鉴,全国教育领域的相关机构和人士,都有这个社会责任,去关注和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
比如,对华裔社群里不想读书,只想早早毕业赚快钱、当网红的年轻学子,我们真的应该加倍担心。
因为学校的基础教育,即便是一般大众以为毕业后“无用”的历史、科学、道德教育等科目,除了时时刻刻塑造孩子脑袋里的神经链接,让他们多一些理性思考,面对状况时候少一些情绪性反应之外,还会让整个社群多一点人文气息。
虽然这不能一竹竿打翻一船人,但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一般大学教育或技职教育,不管是学校教科书还是课外书,都能为年轻人未来生涯带来更多的生存优势,以及那么一丁点的人文素养。这句话,放在任何族群,都是对的。
未雨绸缪,多读点书,别让“英国病”病毒在我国蔓延,成为“马来西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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