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比賽這個能為一家大小帶來娛樂的賞心樂事,在全世界社會的某個層流,存在著不為大眾所知的悲哀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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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東爪哇足球賽事的死亡悲劇,讓全世界再次關注足球流氓的問題。
提起足球流氓,英國(更準確的說,是英格蘭)是全世界老大;這些足球流氓跟著球隊在國內外的賽事、賽前或賽後的多年赫赫戰績,讓他們獲封為“英國病”(English Disease)的“國寶級榮耀”。
但是,足球流氓並不只存在於英國,而是全世界的問題。事實上,足球比賽這個能為一家大小帶來娛樂的賞心樂事,在全世界社會的某個層流,存在著不為大眾所知的悲哀暗角。
波蘭Andrzej Frycz Modrzewski Cracow University研究員一篇題為“The Soc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Aspect of Football Hooliganism”的文章,引用多個社會學家的研究,以社會學角度解釋足球流氓現象(參見2020年11月《Teisė》期刊文章)。
其中“次文化”(subculture),是指社會無法被主流文化接受的一小群人所塑造的非主流、小眾文化,而這種次文化,時常擁有和主流文化相沖突的價值觀。
次文化是如何產生的?
當某人無法達到(或具備)現代社會主流文化所預期的要求、特徵或技能(比如,賺較多錢的工作能力、為人設想的公民意識、尊重女性權益的思維、文質彬彬的“好鄰居”氣質、奉公守法的觀念),而又無法調整心態、提升能力融入社區時,這些被排斥的人可能傾向於結合在一起,形成次文化圈子,讓他們在和自己相應的文化水平上,感覺到被接受、欣賞、認同和尊重。
換個角度來說,就是次文化圈子的群體,無法接受、認可主流文化圈子定下的“社會規範”(social norm),亦即特定情境下,大多數社會成員都廣泛認同的行為標準。
除了次文化假說,還有其他社會心理學的學說,可用來解釋足球流氓現象;但一般學者認同的是,足球流氓大多是來自社會低層階級的年輕男性,而這些人對主流文化圈子塑造的社會結構和形態(例:公司只聘請有大學文憑的知識分子、社會看不起相對貧窮的勞工階級群體)、社會“阻礙”他們在事業上的成功、社會對他們種種“不合理”的期待、成見和歧視,都有很大的不滿和怨憤。
日愈累積的怨恨結果,就是我們常在媒體上看到的街頭鬧事、暴力激進行為、酗酒、飆車等,藉著這種街頭搗亂行為來引起注意、宣洩情緒。
參與足球暴力的流氓,則是藉著“XX足球俱樂部”的身分象徵,藉著賽事(不管有沒有輸球)來反抗社會對他們的“不公平對待”。
在網絡世代,“英國病”這傳播力強的瘟疫,因互聯網、社交媒體無遠弗屆的威力,會感染更多足球流氓,引發更多球場內外的暴力事件。在我國,其中較嚴重個案,是2015年9月發生在沙亞南體育館的暴力事件;當時的世界盃預選賽中,沙地以2比1領先我國,流氓們就開始在看臺上滋事,並向場內丟擲煙霧彈和煙火,導致賽事被取消。
在這一起印尼足球聯賽的騷亂事件,因為足球流氓種種惡名昭著的過去,不管警方的錯誤管制是否是源頭,大眾多不會認為“錯不在足球流氓”。
但在憐憫無辜喪失性命的孩童、民眾和警察的同時,不只是馬來西亞足球總會(FAM)必須引以為鑑,全國教育領域的相關機構和人士,都有這個社會責任,去關注和採取相應的防範措施。
比如,對華裔社群裡不想讀書,只想早早畢業賺快錢、當網紅的年輕學子,我們真的應該加倍擔心。
因為學校的基礎教育,即便是一般大眾以為畢業後“無用”的歷史、科學、道德教育等科目,除了時時刻刻塑造孩子腦袋裡的神經鏈接,讓他們多一些理性思考,面對狀況時候少一些情緒性反應之外,還會讓整個社群多一點人文氣息。
雖然這不能一竹竿打翻一船人,但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一般大學教育或技職教育,不管是學校教科書還是課外書,都能為年輕人未來生涯帶來更多的生存優勢,以及那麼一丁點的人文素養。這句話,放在任何族群,都是對的。
未雨綢繆,多讀點書,別讓“英國病”病毒在我國蔓延,成為“馬來西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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