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婉玮|“一条头巾”道出伊朗女性的悲歌

所有的传统礼教多少都存在轻视人权的陋习。新世代接受了天赋人权形成的普世价值，自然会逐渐淘汰一些礼教观念，伊朗40年的神权治理一样会被新世代重新检验，年轻人在吸收中东世界以外的资讯和思想交流后，自然想要更符合人性和自由选择的体制。

如果将头巾抗争与2019年抗议油价上涨而发动的伊朗全国抗争相比，前者算是2019年积累的民怨再次宣泄的“导火线“。2019年至今，政权已从温和派的鲁哈尼政府移交到保守派的莱希手上，可是核协议依然无望重谈，伊朗的石油和石化产品还得继续受国际制裁，加上通货膨胀和国债都在飙升，政府只能取消对日常用品的补贴以减轻财政压力，这无疑使人民的负担雪上加霜，积怨更深。今年5月已爆发抗议取消补贴的示威，当国家经济衰退，各种社会问题一览无遗，暴力事件也容易演变成集体攻击政府的运动，头巾酿起的反政府运动只是刚好的站在浪潮尖上，女性卑微的地位在教义深沉的伊朗社会习以为常，应该不会成为示威核心。

回到1941年的伊朗，礼萨巴列维登基成为伊朗巴列维王朝第二任沙王，而后的冷战格局，沙王选择了亲美并实行适应西方的 “白色革命” ，女性因此获得和男性一样的选举权、教育权和工作权，也是在这时候，她们被沙王禁止戴头巾和蒙面，这在西方立场是伊朗女性迈向经济自主的生活是尊严抬头的第一步，可是在伊斯兰右翼的立场，世俗化的改革非常反动。趁着人民不满国王的高压政策，右翼教士发动了推翻巴列维王朝的革命，建立伊斯兰掌权的共和国，神权置于民主之上，禁止国家一切世俗事物如喝酒精饮料、看世俗电影、玩博彩等等，女性从抛头露面退回到蒙头蒙面的生活。1981年出台的 “头巾法” 将伊朗女性困住40多年。2019年，一名29岁的女生乔扮男装进球场看比赛，被控没戴头巾而判入狱，女生在悲愤之下自焚了结生命，悲歌唤起了国际社会和国际足球总会对伊朗的施压，成功换来伊朗女性从此往后可以进球场的结果。

伊朗女性曾经在对抗沙王专制的时候故意戴头巾以示争取自由，而今头巾却反倒成为不自由的象征，这说明了无论是君主还是教士，女性都得不到完全抬头的机会，受限制的不是区区的一条头巾，而是传统观念束缚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所以，改变女性的地位首先需要突破教义深沉的思想。

头巾、蒙面纱和长袍本是阿拉伯的民族服装，因地理和气候需要有防护身体的着装习俗，孰料跟随伊斯兰教士到了外地传播，民族服装成了穆斯林形象的设定。

我国穆斯林的处境没有出现伊朗的悲歌，是因为操控意识形态的一直是温和派的穆斯林，但是若出现神权治国，情况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