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婉瑋|“一條頭巾”道出伊朗女性的悲歌

所有的傳統禮教多少都存在輕視人權的陋習。新世代接受了天賦人權形成的普世價值，自然會逐漸淘汰一些禮教觀念，伊朗40年的神權治理一樣會被新世代重新檢驗，年輕人在吸收中東世界以外的資訊和思想交流後，自然想要更符合人性和自由選擇的體制。

如果將頭巾抗爭與2019年抗議油價上漲而發動的伊朗全國抗爭相比，前者算是2019年積累的民怨再次宣洩的“導火線“。2019年至今，政權已從溫和派的魯哈尼政府移交到保守派的萊希手上，可是核協議依然無望重談，伊朗的石油和石化產品還得繼續受國際制裁，加上通貨膨脹和國債都在飆升，政府只能取消對日常用品的補貼以減輕財政壓力，這無疑使人民的負擔雪上加霜，積怨更深。今年5月已爆發抗議取消補貼的示威，當國家經濟衰退，各種社會問題一覽無遺，暴力事件也容易演變成集體攻擊政府的運動，頭巾釀起的反政府運動只是剛好的站在浪潮尖上，女性卑微的地位在教義深沉的伊朗社會習以為常，應該不會成為示威核心。

回到1941年的伊朗，禮薩巴列維登基成為伊朗巴列維王朝第二任沙王，而後的冷戰格局，沙王選擇了親美並實行適應西方的 “白色革命” ，女性因此獲得和男性一樣的選舉權、教育權和工作權，也是在這時候，她們被沙王禁止戴頭巾和蒙面，這在西方立場是伊朗女性邁向經濟自主的生活是尊嚴抬頭的第一步，可是在伊斯蘭右翼的立場，世俗化的改革非常反動。趁著人民不滿國王的高壓政策，右翼教士發動了推翻巴列維王朝的革命，建立伊斯蘭掌權的共和國，神權置於民主之上，禁止國家一切世俗事物如喝酒精飲料、看世俗電影、玩博彩等等，女性從拋頭露面退回到矇頭蒙面的生活。1981年出臺的 “頭巾法” 將伊朗女性困住40多年。2019年，一名29歲的女生喬扮男裝進球場看比賽，被控沒戴頭巾而判入獄，女生在悲憤之下自焚了結生命，悲歌喚起了國際社會和國際足球總會對伊朗的施壓，成功換來伊朗女性從此往後可以進球場的結果。

伊朗女性曾經在對抗沙王專制的時候故意戴頭巾以示爭取自由，而今頭巾卻反倒成為不自由的象徵，這說明了無論是君主還是教士，女性都得不到完全抬頭的機會，受限制的不是區區的一條頭巾，而是傳統觀念束縛選擇生活方式的權利，所以，改變女性的地位首先需要突破教義深沉的思想。

頭巾、蒙面紗和長袍本是阿拉伯的民族服裝，因地理和氣候需要有防護身體的著裝習俗，孰料跟隨伊斯蘭教士到了外地傳播，民族服裝成了穆斯林形象的設定。

我國穆斯林的處境沒有出現伊朗的悲歌，是因為操控意識形態的一直是溫和派的穆斯林，但是若出現神權治國，情況不堪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