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大新局系列外交篇 | 學者：面對拜登政府新冷戰 中須對外開放

（香港8日綜合電）2012年以來，中國在國際舞臺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同時外交環境發生深刻變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華不斷加強戰略圍堵，中美關係跌至1972年以來最低點。有學者指出，美國拜登政府上臺後，已將新冷戰帶到高科技產品的地區產業鏈和供應鏈，“實施有針對性的去中國化”，中國必須的選擇是對外開放。

打破“一家獨大”國際格局

外交部黨委去年刊於《人民日報》的文章提到，國際格局從“一家獨大”到世界多極化，世界動盪變革期也是風險多發期，大國博弈更尖銳，經濟、科技、安全等各領域競爭更復雜。必須堅持底線思維，增強憂患意識，提高鬥爭本領，戰勝一切艱難險阻。

香港《明報》報道，過去5年，最大挑戰莫過於來自美國。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中國列為最大的戰略競爭對手，翌年宣佈對華進口貨品徵收關稅，成為中美關係惡化的開端。兩國在經貿、教育、疫情等領域，以及在香港、新疆、臺灣問題上激烈交鋒。不過，以加關稅為主要手段的貿易戰打了4年，中國仍然是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國，2021年的逆差數據擴至3553億美元，創下歷來第二高。

拜登更注重拉攏盟友制衡中國

拜登入主白宮後，比起特朗普單邊施壓的做法，更注重拉攏盟友共同制衡中國，也進一步強調技術在地緣政治中的力量。他在非核心領域對中國釋放緩和信號，包括推出關稅排除清單等，但同時選擇性瞄準5G、晶片、電動汽車等關鍵科技領域，對多家中國企業實施出口管制。自跨越特朗普到拜登的2018年3月至2021年12月，美國已將600家中國公司、機構及個人納入實體清單。

同時，美國聯合盟友在關鍵技術領域“劃邊界”，例如今年與日韓臺成立半導體聯盟，8月簽署2800億美元的《晶片法案》，加入排他性條款，讓企業在中美兩國中選邊站隊，又欲拉攏日韓臺成立“四方晶片聯盟”等。

以科技戰為主要攻擊點

“拜登政府上臺後的一系列佈局，將科技戰作為對華打壓的最主要攻擊點”，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朱鋒表示，這不僅是在軍工企業，也是在高科技產品的供應鏈、產業鏈上“去中國化”，包括組建晶片聯盟等，“把新冷戰帶到地區和全球的產業鏈和供應鏈，已成事實，預期也是未來重點”。

中國意識到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的威脅，在2020年第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把“科技自強自立”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本月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會議明確，要求健全“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重點研發“具有先發優勢的關鍵技術和引領未來的基礎前沿技術”，在若干重要領域形成競爭優勢、贏得戰略主動。

同時，中國政府屢提“鬥爭精神”，更注重發出對等的聲音，包括通過《反制裁法》，對有關實體和個人實施反制措施；公開反擊各種“汙名化中國”的言論等。

擴大國際參與 爭取歐日韓支持

“在擺脫美國打壓上，由於兩國實力不對等，中國的選擇有限”，朱鋒稱，中國必須作出的選擇，是擴大國際參與和加強對外開放，進一步提升經濟和商業發展的國際融合度，例如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等，更重要是爭取高科技產品技術主要來源地，即歐洲、日韓等經濟體的支持和合作。“中國是歐、日第一大貿易伙伴，涉及貿易市場體制開放的問題，要加強面對歐日對中國的關注和擔憂，確保他們接受中國市場經濟體的地位，因此必須進一步擴大改革開放的力度。”

回顧過去5年和展望，朱鋒相信脫鉤“不會來得那麼快”，但中國要做最壞打算，儘可能爭取有利發展的國際條件和環境。“過去幾年，中國外交反映了新時期的外交特色和個性，作為成長中的大國，特色和個性是需要的，但問題是如何面對新的環境，能更有利長遠應對西方打壓，同時為中國的大國崛起提供有效的戰略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