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脆弱的時候,在財政預算案到期的時候中止職責是明智之舉嗎?回答這些問題需要明智和道德的領導力,同時考慮到國民的權利和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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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個9月的行程中,反覆思考了領導力的各個方面。
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駕崩的消息傳來時,我正在海德公園慢跑。後來我穿過已經開始聚集獻花的人群,看到掛在白金漢宮大門上的官方通知。
在接下來的一週,直到葬禮舉行,有25萬人排隊到威斯敏斯特大廳致意。在此期間,英國新聞媒體被對伊麗莎白二世的讚美所淹沒,甚至一些君主主義者也認為這種報道過於諂媚,而另一方面,我那些投票給工黨的朋友則尊重她駕崩的歷史意義,並承認自己意外地感到悲傷。雖然政治評論員們對帝國的遺產、對(也許是刻意製造的)傳統所產生的歸屬感的壓倒性需求進行了討論,但最終,還是從體制的批評者那裡獲得尊重,這似乎也是一種特殊領導力的標誌(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探討了這種區別)。
我到達愛丁堡時,已故女王陛下的遺體正在聖吉爾斯大教堂停靈。我在那裡與我的家人和馬來西亞國立大學(UKM)的一個高級代表團一同出席在愛丁堡皇家外科學院舉行的端姑慕里茲旅遊獎學金講座。身為國大校長的最高統治者在2016年被授予該學院(其贊助人是現在的新國王)的榮譽院士。殿下在2018年成立旅遊獎學金,目的是讓來自英國的高級外科醫生為大馬鄉區提供外科服務(到目前為止以砂拉越為重點)。
正如該獎學金的第一位受惠者安格斯華森(Angus Watson)教授所描述的那樣,這種夥伴關係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協作式領導力(collaborative leadership)可以改善生活,提高當地醫務人員的知識和技能,並加強教育機構之間的合作關係。隨著第二位受惠者安迪肯特(Andy Kent)教授的到來,這一點無疑將被進一步放大。在當晚的晚宴上,衛生部總監丹斯里諾希山榮獲著名的學院國際獎章,以表彰他在整個疫情期間的領導。
當然,與任何大馬人的聚會一樣——尤其是在一位來自瓜拉庇勞的女士經營的愛丁堡餐廳裡享用來自登嘉樓的炸魚條(keropok lekor)時——談論政治是不可避免的。從那時起到現在,每日被問到的一個問題就是:“來屆大選什麼時候舉行?”。
這個問題在本文見報時可能已經有了答案,但據說在做出這一決定時考慮的因素包括部分領袖希望在其政黨獲勝的情況下逃過提控或獲得特赦(這種理論機制是在罔顧法治精神)。
誠然,在國會任期結束前舉行大選是例行事務,但考慮到許多因素也是正常的。可預測的天氣是適用於許多民主國家的一個因素,因為其目的是讓選舉儘可能方便,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投票率(從而提高民主合法性);在季風季節進行大選能不能達到這個目的?還應考慮立法日程:有哪些重要的法案——多年工作的成果——應該在解散前通過?在經濟脆弱的時候,在財政預算案到期的時候中止職責是明智之舉嗎?回答這些問題需要明智和道德的領導力,同時考慮到國民的權利和方便。
中世紀歐洲的君主也有他們的利益相關者。對凡爾賽宮的回訪讓我想起了法國大革命的歷史教訓,以及對過度行為的看法如何導致路易十六和瑪麗王后被送上斷頭臺。然而,我們現在看到其繼任者們的揮霍實際上是有著經過推敲的公共和外交目標。在凡爾賽宮,路易十四精心設計了公共儀式(包括叫他的起床到吃早餐)以擴大他的王室權威。與此同時,弗朗西斯一世在盧瓦爾河谷建造了他兒時的香波堡,作為對其競爭對手查理五世(擁有更多土地和更強大的軍隊)而樹立建築和榮譽的優越感的一種手段。
也是弗朗西斯與蘇丹蘇萊曼大帝達成了前所未有的聯盟——這是基督教和穆斯林國家之間的首次結盟——以遏制共同的敵人。這種想法無疑將在大馬政治中佔據中心地位,在那裡致力於價值觀和服務的簡單且鼓舞人心的領導力可能不足以取得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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