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繁靖 / 历史就是最好的文学

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文论强调“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与清儒章学诚《文史通义》中沟通“文”、“史”的思想观念遥相呼应。根据章氏的看法，好的文学则应蕴含“史意”，因此章氏尤重叙事类的古文，反对空谈道理。从高秀先生在《那时那刻》的后记中对他个人写作倾向转变的说明来看，竟与章氏的观点颇有几分暗合之处。高秀自述年轻时写散文偏好带有“启迪人心的道理”的“哲思小品”，年长后却“倾向于写叙事散文”以铺陈故事，于是产生了这本充满个人回忆叙事的散文集。

“时间”与“回忆”是文学创作中历久不衰的话题，《那时那刻》的书名即已显示了散文集中无所不在的“时间性”及其追忆似水年华的主旋律——回忆故乡、怀念母亲、追述自己在龙中与华中的求学故事以及多年的杏坛经历等等，都饱含了回首向来萧瑟处的意味。尤其〈失落的街场〉文中，作者对故乡小镇拉央拉央旧街场中早已付之祝融的诸家商号之描述，让人不禁联想到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以来的“回忆消逝的故都”的书写传统。〈铁桥村和我的童年〉写的也是一个早已消失不存的童年故居，而在个人的“小历史”背后，更显示出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华人拓垦、日军南侵、马共斗争、村落迫迁的“大历史”，使得文章得以超越个人有限的生命叙事，展开更宽广的历史视野。

更可贵的是，散文集中多处都流露了强烈的“地方感性”，并由这些南洋空间元素确立了它作为“马华文学”的个性色彩。除了作者的故乡拉央拉央与“铁桥村”，书中还描写了柔佛河、新山市，并且在地方书写中加入大量的历史追溯与“想像”，使得这些散文兼具空间性与时间性，有了更充沛的艺术生命力。有意思的是，作者有意识地将新山称作“南城”，这是一种文学审美的折射，也是作者对于一座城市的个人化的凝视——在空间书写中覆上一层个人情感与身世的滤镜，“空间”才得以成为“地方”，文学才得以成为文学。

也许寓理于事才高明

《那时那刻》虽然是散文集，却也收录了高秀创作的十几首诗作。这些诗作，都被嵌入了数篇散文的叙事之中。这样“存其诗作，亦备事之始末”的表现形式，也合于章学诚对于理想诗集的主张。如此读来，这一首首的诗作遂都成了“有故事的诗”。

也许寓理于事，才是最高明的说理；纪事之文，才是最上乘的文学。而我经常认为，那些由老者所讲述的故事，往往是最为动听的，在他们的语调之中，总能真切地带有一种由岁月酿造出来的醇厚感。高秀先生以他超过80岁的高龄，娓娓道来他所经历的、听闻的与想像的各种故事和历史，一种关于时间的真理，或许就已隐然浮现其中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