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繁靖 / 歷史就是最好的文學

興起於上世紀80年代的新歷史主義文論強調“文本的歷史性”與“歷史的文本性”，與清儒章學誠《文史通義》中溝通“文”、“史”的思想觀念遙相呼應。根據章氏的看法，好的文學則應蘊含“史意”，因此章氏尤重敘事類的古文，反對空談道理。從高秀先生在《那時那刻》的後記中對他個人寫作傾向轉變的說明來看，竟與章氏的觀點頗有幾分暗合之處。高秀自述年輕時寫散文偏好帶有“啟迪人心的道理”的“哲思小品”，年長後卻“傾向於寫敘事散文”以鋪陳故事，於是產生了這本充滿個人回憶敘事的散文集。

“時間”與“回憶”是文學創作中歷久不衰的話題，《那時那刻》的書名即已顯示了散文集中無所不在的“時間性”及其追憶似水年華的主旋律——回憶故鄉、懷念母親、追述自己在龍中與華中的求學故事以及多年的杏壇經歷等等，都飽含了回首向來蕭瑟處的意味。尤其〈失落的街場〉文中，作者對故鄉小鎮拉央拉央舊街場中早已付之祝融的諸家商號之描述，讓人不禁聯想到宋代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以來的“回憶消逝的故都”的書寫傳統。〈鐵橋村和我的童年〉寫的也是一個早已消失不存的童年故居，而在個人的“小歷史”背後，更顯示出了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華人拓墾、日軍南侵、馬共鬥爭、村落迫遷的“大歷史”，使得文章得以超越個人有限的生命敘事，展開更寬廣的歷史視野。

更可貴的是，散文集中多處都流露了強烈的“地方感性”，並由這些南洋空間元素確立了它作為“馬華文學”的個性色彩。除了作者的故鄉拉央拉央與“鐵橋村”，書中還描寫了柔佛河、新山市，並且在地方書寫中加入大量的歷史追溯與“想像”，使得這些散文兼具空間性與時間性，有了更充沛的藝術生命力。有意思的是，作者有意識地將新山稱作“南城”，這是一種文學審美的折射，也是作者對於一座城市的個人化的凝視——在空間書寫中覆上一層個人情感與身世的濾鏡，“空間”才得以成為“地方”，文學才得以成為文學。

也許寓理於事才高明

《那時那刻》雖然是散文集，卻也收錄了高秀創作的十幾首詩作。這些詩作，都被嵌入了數篇散文的敘事之中。這樣“存其詩作，亦備事之始末”的表現形式，也合於章學誠對於理想詩集的主張。如此讀來，這一首首的詩作遂都成了“有故事的詩”。

也許寓理於事，才是最高明的說理；紀事之文，才是最上乘的文學。而我經常認為，那些由老者所講述的故事，往往是最為動聽的，在他們的語調之中，總能真切地帶有一種由歲月釀造出來的醇厚感。高秀先生以他超過80歲的高齡，娓娓道來他所經歷的、聽聞的與想像的各種故事和歷史，一種關於時間的真理，或許就已隱然浮現其中了吧。